。

    当朱元璋朱棣等开国之君后（朱棣某种程度上也算），实际上当时士子阶级已经有着共识了，早已成熟，他们不再需要英明的君主，只需要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

    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明朝历史上，第九任弘治皇帝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就称颂他为有道明君，名臣辈出，朝廷得以中兴。

    而第十二任皇帝隆庆帝也具备这种特点，因此明臣而出，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

    这样的一个皇帝，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皇帝受制于廷臣。

    以后万历皇帝，也是英明之君，也不得不心灰意懒，不上朝以表示长期怠工，进行着消极对抗。

    这对君王个人来说，并不算是好事，但是对历史来说，这离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了。

    相反，崇祯皇帝事事亲为，勤政不休，反而得罪了整个士林阶级，再加上帝国经济和财政的崩溃，使明朝得以灭亡——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这句话并没有错，只是世事而移，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士子阶级，已经不需要皇帝亲政了。

    宋有成熟的经济和政治，却失之于武

    明有成熟的军事和政治，却失之于财

    而满清却既搞文字狱，破坏了发展到成熟阶段，濒临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阶级，也破坏了取之万国之财的宋朝经济制度。

    此等何其悲乎？

    圣天子垂拱而治——这就是君主立宪，也是士大夫的最高理想。

    可惜的是，儒家本身也有问题，儒家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变化，事实上，儒家本意就已经非常接近于人道了。

    而儒家并非一点不改，春秋时孔子开创儒学，战国时孟子、荀子继承并发展儒学，西汉时，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上，就进行了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吸取道佛之学，进行重振运动，而到了唐宋，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创立和完善理学

    再到明时，王阳明创立了阳明学派，心学之集大成者。

    可以说，儒家事实上，代代在创新，可惜的就是，没有针对“利”这个字深入。

    这才是儒家的根本性缺陷，正因为这个缺陷，无论怎么样研究，都局限于每个时代的“人心和统治学术”上，无助于根本性推动社会进步——王阳明已经提出破山中贼，部分涉及到物质层次，却还差了临门一脚，没有对推动物质社会的方面，作出突破。

    因此，现有的成果，大部分局限于适宜它生存的农业社会，一旦超越了农业社会，它就失去了生存的黄金土壤。

    一阴一阳，一性一命，一内一外，一物一心，天之道也！

    儒只用心不用物，只用性不用命，只用阴不用阳，只用内不用外，因此不为人道正宗。

    孔孟开创，是以仁礼为基。

    董仲舒说出天人感应之理。

    心性义理还不足贵，而一气却隐含至道。

    阳明学是心学之集大成者，而只是阴道，不是万物物质之道，而实际上，发展到这时，体系内可以自洽，这自洽，就是一气之中的阳道——万物物质社会之学，而入手可以以“利”之！

    当然，一阴一阳，已非完全是儒家，而是尽善于人道而上望天道，已和传统道家相连接了。

    天地一气而化，在世为阴阳，阴阳者，心与物也！

    与心尽善，所谓性理，与道而为汇合

    与物尽善，所谓利理，与道而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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