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微妙，其定位本身即蕴含悖论。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的梳理，1982年《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通过，标志着信访制度的转身：与毛时代服务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不同，信访制度在新时期的服务对象是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的大局。

    在应星看来，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维稳”问题必然浮现起来。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在农民负担、土地纠纷、职工下岗、房屋拆迁补偿等问题上，不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作为一个有自己利益的主体，因而势必具有与当事人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倾向。

    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国企改革的推进，基层单位的控制能力削弱，城乡居民寻求自我利益表达的能力和空间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以往的行政手段似乎失效。

    应星认为，信访一方面突出安定团结的秩序诉求，要求把矛盾留在基层，另一方面，作为中央制约基层政府的手段之一，它又在某些情形下鼓励访民“依法抗争”。

    这两种目标之间的冲突，使得信访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中央政府一方面希望能有一条群众线路监督地方，因此坚持信访制度；另一方面，却不想因此影响中央工作，因此要求地方政府严控信访，将“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并消化在基层。在这种以“堵”为主、不拓展梳理通道的思路下，一旦发生不稳定事件如集体上访，地方政府只能求助于非常手段。

    由于缺乏程序性和法律效力，信访制度难以有效地终止矛盾和纠纷；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权力的任意性。与此同时，权力支配下的司法过程中的矛盾终止机制也是软弱无力的。

    “维稳”体制与国家转型期面临的问题相适应，并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而膨胀。要打破“越维稳越不稳”的稳定怪圈，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某所指出的，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

    择其要者，可以“法治”二字概括。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是中央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宣布，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但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仍需加速。欲求社会真正稳定，首推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具有公信力、能制约公权的司法，是社会的“减压阀”。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使得法院真正能依法行使职权，社会冲突亦可纳入法治轨道。

    其次，应当逐步扩大民》主。民》主者，公民当家作主也。大如政府换届，小如水价增降，公民手握选票，参与听证，选举有权，表达有道，不稳定因素，自然可去之大半。

    再次，执政党应当转变执政思维，增强执政能力。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现代社会的社会冲突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必然现象。对此，一方面，政府自我约法，不越界，不违法，不制造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放开民间组织，培育公民社会，一旦起了冲突，有法院审判，有非政府组织调解，自然安定团结，社会稳定，长治久安。

    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们有理由期待，法律不仅能成为人们的“挡箭牌”，亦能成为安定社会的鼎器。

    但是，真的要达到这一步，还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年。从赵建辉所处的角度看过去，这一步的跨越，还真的很难很难。它并不是难再几项制度的设立，而是难在执行制度的人的思想理念。

    现在自己的层次还没有站到那个高度，也只能该下班的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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