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剑桥中国史》和《哈佛中国史》还远远没有出版。虽说列宁真要找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也不是找不到，但是那通常只是记叙某一段，经常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而系统性地描述完整的中国历史的书籍确实不好找。就算有，列宁觉得也不如中国人用自己的眼光看，从自己的角度来写的，尤其是受过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教育以后的中国人。

    《加拉罕宣言》原来在1919年和1920年已经两次发表过了，现在却因为刘原这个穿越者反对而还没有发表。不过，这次谈话以后，刘原“怕斯大林因此不帮助中国革命”的顾虑解除了，于是，改版后的《加拉罕宣言》终于发表了。宣言人依然是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

    因为这个时空里已经放弃了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与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因此和另一个时空的版本相比，这些就只是提到了一句。但是，另一个时空里斯大林以“法文文本翻译错了”为借口不去兑现其余条款的事情是不会再出现了（那么多话都能一起翻译错，谁信啊），而是改成了“等到中国废除和其余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时”再实行。实际上和另一个时空比，差别也没那么大。

    宣言发表以后，中国各界反应不一。有些人认为这只是空头支票，说中国怎么可能有能力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但也有不少欢欣鼓舞的。有的人为苏联的这一表态辩护道：“要不然，弄不好俄国前脚还给中国后脚又被别的国家抢去了。”还有一些认为这不是空头支票的，就以放弃领事裁判权、租界和庚子赔款这几件已经做到的事为理由。

    视线转回刘原的家里。此时的小谢廖沙，长得五官精致，粉嫩可爱，看上去和洋娃娃一样。和哥哥阿列克谢小时候的照片比较，长得颇为相似，却又更胜一筹。

    之前，谢廖沙经常和他的“奶妈”，那只奶山羊生下的小羊羔一起玩耍，它们成了他最亲密的玩伴。可惜有一次，那几只羊被小偷偷偷摸进家里偷走了。后来虽然案子破了，小偷也被抓住了，但是奶山羊和它的孩子都已经被宰杀吃掉了。为此，谢廖沙哭了好几天。

    刘原的第二任妻子觉得奇怪，为什么只要谢廖沙一有磕磕碰碰或是弄出一点小伤口，刘原总是显得非常紧张，观察一阵子才放心？她心里不免嘀咕：“男孩子这么娇惯干什么，不怕他将来变成胆小鬼？”但是她毕竟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又怕被别人说到底不是自己生的不心疼什么的，只能让刘原这样做。直到谢廖沙十多岁后，刘原才不再对他受伤过分紧张了，这是后话，不提。

    至于刘原在家里教谢廖沙说中国话，妻子倒是不奇怪，因为她知道刘原的工作就是汉语老师，最多就是觉得“学会了有什么用，除非将来孩子也做这工作”。至于还教孩子英法德这几种语言那就更不用奇怪了，俄国的上层里面会这几种外语的很常见。

    平时刘原也接触不到别的苏共高层。斯大林之前说过，托洛茨基也能认出沙皇的模样来。幸好托洛茨基虽然有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时候，但是通常并不要求所有教师都要出来，哪怕刘原真的需要出来听他讲话，他也尽量坐后排——这一点也不会引起别人怀疑，毕竟不是直接教军事的。

    倒是斯大林，自从知道了刘原的秘密以后时常以探讨中国历史为理由找他。斯大林没几天就把刘原写的《简明中国通史》或者说是俄文版《上下五千年》读完了。

    刘原也确实和斯大林探讨了许多历史规律，还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几条成了总纲领，经常用来解释很多历史规律。刘原本来有许多事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一分析就豁然开朗，脉络清楚了。比如说，为什么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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