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原在送走瞿秋白时，心里也不免为没法告诉他“九十多年后，山河犹在，国泰民安。这盛世，如你所愿”而遗憾。要是能让他亲眼看到那一切就好了——他就算寿命再长，要活到21世纪也很难，但是看到新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再一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牺牲的烈士千千万万，哪一年没有大批大批的人倒下？自己就算想救，又能救得了几人？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还在进行中。刘原不够与会资格，但是他每天也在党支部书记指导下学习会议文件，并听广播。当他知道这次会议有中国代表出席时，本来倒也不奇怪，因为他知道，尽管此时马林和其他14人还没在上海开会（不过也快了，只差十几天），但是此前已经有了很多共产主义小组（要不然那13名中国代表怎么选出来的）。但是他还是没想到，上海的这个会还没开，中国就已有三个“共产党”皆应邀出席到莫斯科来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其中一个党叫中国社会党。而且照他们的说法，没有前来与会的类似的政党在中国还有。他心想：“这些党后来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不知道是解散了，还是没落了？”联想到那13人后来“大浪淘沙”的结局，倒也能理解了，人是如此，政党也一样，不是你成立得早就一定能走到最后的。

    听着广播里“列宁万岁”c“托洛茨基万岁”的呼喊声，刘原脑补着这样的画面：春风得意，如同中国古代的皇帝受“万邦来朝”那样注视着世界各国的代表的托洛茨基，和在主席台上发表着讲话，意气风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当时还没有电视机，要不然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些画面而不用脑补了——心想：“现在的你们，可曾想到过自己将来会是什么结局？”

    刘原从党支部出来以后，却意外遇到了捷尔任斯基。

    自从斯大林在苏波战争之后的军事会议上被托洛茨基安排“背锅”，辞去军职以后，时任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捷尔任斯基被认为是“和斯大林一伙的”，受其牵连也辞去了军职。

    在那以后，他于1921年1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3月，任莫斯科改善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4月，任交通人民委员兼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职务。

    也是在1921年，苏维埃政权基本在全俄各地运行起来，国内斗争形式趋于好转，捷尔任斯基签发了这样的命令：“苏维埃不应把那些从事小偷小摸和投机倒把的工人直接送到监狱，而应留在工厂被好人感化；除非从事恐怖和公开的暴力活动，政治犯不再立即枪决。”与原来略有不同的是，这次只是暂停了判处死刑，而没有废除死刑，即使只是暂时的——刘原说过，死刑可以设而不用但是不能轻易废除。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捷尔任斯基的地位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而且还是他自愿的——这还没有算上不久的将来以后，1922年苏联建国，捷尔任斯基削减了契卡的一半成员，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ГПy）交由自己的亲密战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因斯基接管，而自己更多的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去。这些就连刘原也知道得没那么清楚了。

    由此可见，捷尔任斯基的确是一心为公，只为国家利益考虑而丝毫不考虑自身的得失荣辱，无愧于后世网友们送上的“契卡圣人”的称号。

    现在意外遇见，刘原却显得有些尴尬。因为这不是在办公室是在外面，显然不宜谈公事以免泄露机密，装作不认识也不好，可是谈私事，又能谈什么呢？

    幸好，捷尔任斯基主动打破了尴尬局面。“谢廖沙怎么样了，他好吗？”

    刘原一听就知道，这个“好吗”并不是一般人见面打招呼那样纯粹的客套话，而是另有其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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