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国人不是别人，正是瞿秋白。在苏俄期间的他，有两重身份；一是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为中国国内报道苏俄的重要事情——主要是现场采访报道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二是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翻译和助教——但这是1921年下半年才会发生的事。

    刘原当初在教中国学生中文版歌词的《国际歌》的时候就觉得对不起这位前辈——尽管此时的瞿秋白才22岁。更尴尬的是，他知道此时的瞿秋白还没有把《国际歌》的歌词译成中文，虽然他不知道具体时间（实际上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的《新青年》第一期），却也隐约记得那是他从苏俄回国以后的事。要不然，他可以“无意中”提起要是这首歌有中文版歌词就好了，让瞿秋白自己说出来，自己则假装不知道有这回事，赞叹几句翻译得好也就过去了。而现在，见了面都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于是只能躲着他。莫斯科那么大，躲着不碰到某个人还是很容易的——大家自己可以验证一下，哪怕是居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只是不是同一栋楼的两个人，事先不约好的话，无意中遇见的概率也是微乎其微。

    如果是别的穿越者，或许还会干“坑一把原作者”的事，趁原作者还没来得及写出来，抢先把自己头脑里的拿出来在原作者面前装把逼，再抢走原作者的头衔。但是刘原做不出这么没节操的事——如果对方是那些本身也没节操的民国“大师”他倒是不介意这么做，但是刘原不会忘记，当初第一次见到列宁同志的时候，就是靠着唱中文版《国际歌》才使对方开始相信自己是来自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原来的沙皇。虽然对方现在还不是d员，但不久后的将来就会是，而且最后还成了烈士。所以，在瞿秋白面前他真不忍心这样做。

    不过，刘原不知道，瞿秋白的翻译版本和后来刘原学过的版本，在具体的遣词造句上还是有不少出入的。当时白话文运动刚兴起不久，行文风格和几十年后依然有着明显差距，学过鲁迅作品的人一定都深有体会——事实上不是鲁迅一个人写得这么拗口，是当时大家都这样写。唯一一句和后世版本完全一样的，就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那是因为汉语里面的“国际”只有两个字，很难和音调配合，采用音译更容易唱。

    瞿秋白也是唯一采访过列宁的中国记者，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趁会议中间休息的间隙，他在走廊里追上列宁要求采访。列宁虽然很忙，但还是停下脚步与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记者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由于列宁时间太紧张，短暂的交流结束后，他还找出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不过，这个时空的列宁因为得知了他就是未来的翻译《国际歌》的人，于是略带恶趣味地让瞿秋白去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尼古拉·伊万诺夫谈谈。

    于是，刘原尽管心里暗暗叫苦，还是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了瞿秋白的采访。

    一见面，原打算像采访列宁那样全程使用俄语的瞿秋白，却被对方标准流利的“直隶味汉语”惊呆了。

    既然自己是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于是刘原就从鸦片战争谈起，简单地讲述了这80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大事。说到那一桩桩屈辱史时，瞿秋白禁不住眼含泪光。

    刘原心里也很感慨。自己虽然也是中国人（外表看不出罢了），但是毕竟经历过了祖国已经强大了的时光，所以以前在读历史书上的近代屈辱史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感触，这就和后来发达了的人可以云淡风轻地讲述自己早年的苦难一样，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已经走出来了。

    可是，对这些前辈的中国人而言，那就不是课本上简简单单几页纸，而是正在经历着c苦熬着的现实，最最关键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苦难有多漫长，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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