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严厉的社会管控到来，无论是改革派还是正统派教士，都在打压下难以生存。

    讽刺的是，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成为了东正教的救命稻草，却也摧毁了红色教士们的最后力量。迫于战局的压力，苏联政府放缓了宗教管控，以利用宗教的动员力量支持卫国战争——斯大林与教会高层会谈，以教会对苏维埃的效忠换取政府放松宗教压制。被关闭的教堂重启，被关押的教士复职。苏联政府和正统教会最终走到一起，默认了后者的有限度存在，而倾心红色政权的改革派教士，则在领导人物逐渐病逝之后丧失了发声权，随着二战胜利，这些在夹缝中争取改革的人，最终成为了苏维埃和东正教的共同弃儿。

    既然刘原除了知道直到苏联解体之后，东正教依然有着相当深厚的民间基础之外，并不清楚苏联时期的宗教情况，他只能向捷尔任斯基大致介绍了后世的中国以及他知道的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情况。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但是，鸦片经常是用作解除痛苦之用，当现实中还不能用别的方法解除人民的痛苦时，消灭宗教就还时机未成熟。我知道的可以说做到了消灭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两个，东欧的阿尔巴尼亚和东亚的朝鲜，但这两个都是小国家，经验未必能够推广到大国。其余的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我不太清楚，应该没做到。”

    “照理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无神论，那么起码共产党员不能信仰任何宗教，而东南亚的越南c老挝，美洲的古巴，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却都允许党员保留宗教信仰，起码在我穿越之前是这样，再早我不清楚。这想必是对现实的无奈妥协，要是再一定要坚持党员不能信教恐怕没多少人入党了。”

    捷尔任斯基问：“那么，在中国又怎么样呢？”

    欲知刘原如何介绍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情况，且听下回分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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