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原梳理了沙皇的记忆中和宗教相关的部分：

    时间回到1905年，距离推翻沙俄政权的二月革命还有12年。彼时，俄国刚刚在战争中输给了日本。在首都圣彼得堡，社会主义者c自由主义者c工人和要求改革的底层民众聚到冬宫外，要求沙皇政府改革，呼吁更多政治自由与社会公平。在这场运动中，东正教教士加彭（ia gap一n）扮演了重要作用，他在工人中传播教义，发动社会运动。在他的鼓动下，不满沙皇政府的人们举着东正教的旗帜和十字架加入请愿。然而，迎接群众的，是沙皇军队的子弹。假如沙皇既没有被刘原穿越，也没在叶卡捷琳堡被就地处决而是像现在那样被带到了莫斯科，他最有可能的命运就是以这件事为主要罪名，被判处死刑。

    正是在1905年前后，东正教正迎来转折的关头。尽管教会在俄罗斯漫长历史上地位显赫。但此时的东正教会，已经面临内外交困的重重危机：彼得大帝在近三百年前推行的宗教改革，取消了教会的牧首制度，代之以一个沙皇政府掌控的圣主教公会。在这套统治下，东正教自身衍生出庞大的官僚机构，无论是地方教区还是教会高层，腐败c不透明都广遭诟病。西化的俄国城市中产与知识分子逐渐疏远宗教，而虔诚的信众则多来源于农村，文化水平低，在主教们看来，他们是盲目无知的迷信者，甚至是异端的旧信徒。教会组织内部也是沉疴遍地。教士群体分化了——地方教区的神职人员低人一等，他们文化水平偏低，结婚成家，世代承袭服务教区；不婚的高层主教群体居于高位，颐指气使。前者很难进入后者的序列，几乎形成一个世世代代延续的“种姓”——高层主教不结婚不生孩子，用“世世代代”形容也不确切，应该是类似师徒相传的模式。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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