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同事传话去见主任时，是下午四点钟。

    主任永远不直接说“来见我”、“来向我汇报”，都要吩咐别人通知，不知道别人的领导是不是也这样，官威意识和山区大男子主义在这方面就是特别讲究。

    我真是受不了这样繁文缛节的男人。做什么都拐来拐去的。

    ——好象点中了根源，为什么我和他彼此都受不了。

    我四点零五分就跑到他简易帐篷门口了，为了显得自己是小跑赶来的，我“呼呼”地重重呼吸着，问：“主任，是找我有事吗？”

    “去采访下蔡校长，他有些办学体会要介绍。”他在看网站新闻，头都不抬。

    “……哦。”

    “他在国内的外交界有很多得意弟子，你好好写。”停了下，他把头抬一点起来，朝我觑了眼，又让人搞不清他什么意思地问：“用不着我教你吧？”

    是反问吧。我猜着。一个称职的下属一定要为领导省事、省心。

    “我会的，好好写的。”

    “哼。”

    沉默。

    好吧。我转过身，走了几步后，我还是转过身，像慎重考虑思量后问：“但是其他记者已经写了，发回去了吧？我写，会不会不合适？”

    “他们写的是时事，你写的是教育，两个又不交叉，你是老记者了，怎么还问这种问题？”主任又反问我。

    —他说得没错。我领薪水就该干活的。只是，这次，只是这次……我非常不安，我站着不动，开始盯着领导的桌子。

    桌子上都是沙子。沙子颜色发红，这个坐落在铁脉上的城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吧！等人们会清理干净尸体清理干净废物，还会再重新搭建新的城市吧，因为还有脉矿没有挖完，不挖完前，都不能停。

    ——以前觉得这很正常啊，现在，突然就是没办法理解了。

    因为词穷，一时间不知该怎样表达，怎样才能表达得准确，我该去怎样解释我所知道的全部，我觉得很艰难，没办法用语言说出来，语言好象不能描述清楚这出事件的荒诞，甚至一想到是由自己嘴巴说出来的，那感觉沮丧极了，自己不等于是和这悲惨的事件有了断不掉的牵连吗？

    我怕自己会忘不掉。怕自己会多想。教育本身难道不是好的吗？教会年幼的孩子做人的道理，难道是错的吗？教会他们挺拔地健康地仁爱地生活，教会他们仁慈，这不就是人类的终极希望吗？当我为了摆脱贫困，不得不像狗一样挣钱求生，我在对自己深深失望时，幸好我从事的行业还能让我感到有些安慰，至少我觉得自己还在为一些美好和崇高的东西努力，至少下一代会比我成材，至少他们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至少，我相信，那会变得美好。

    教育记者相信，那时会变得美好。

    我们的社会记者那时也不用老是得焦虑或抑郁症了。

    那时，窘迫的人们可以在社会上自在和坦然，而不是异类。如我。

    “那时”，在心灵已经麻木之时，对于“那时”的想象总让我对未来抱有期待。

    可是，当今天下午，当我采访那些幸存的小学生，他们的回答，他们的冷静让我的粉饰太平龟裂，我拙劣不堪。

    我看不出他们心中有神或是魔交战的迹象，可能当他们的校长要求他们帮助隐瞒真相的第一时间，他们就应承了。哪怕他们朝夕相处的朋友们就掩埋在脚下。

    呵呵，这竟然就是，孩童。竟然就是，我的期待。

    真是见鬼。

    “到底怎么了？”陈凡慢慢问我，他因为这几天的劳顿也显得有些疲惫，胡子拉茬，“有什么事就直接说，不要吞吞吐吐。”

    虽然认识好几年了，但是，除了“好的”，“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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