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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光彩照人的民国名媛步入新中国，性情依旧孤高。在政治挂帅的年头，有朋友建议陆小曼加入民主党派，成为民主人士，陆小曼懒得写入党报告——可人家好心屡次催促，陆小曼烦了就请学生王亦令代笔。

    尤其幽默的，当时王亦令已经被定为“右派分子”c“封建文人”，全国也掀起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所谓“交心”，实际上就是变相的自我检查c坦白交代。陆小曼不胜其烦，随便讲讲过去的事，也让王亦令去洋洋洒洒发挥。

    王亦令知道“运动”的可怕，为恩师“交思想”c“挖根源”c“订出努力方向”，写完后，陆小曼大致看看，就交上去了。结果这份由“右派分子”替“民主人士”包办一切自传与检查，居然层层通过，毫无问题。

    陆小曼根本不在乎政治风暴怎么刮，王亦令回忆：她当时虽已进了文史馆和中国画院，每月有津贴，但因医药费用支出很大，像“柯待因”之类都需自掏腰包，再加上她素来手面很大，所以经常捉襟见肘，亟需另辟财源，唯一可能就是译书，凭她的名气，出版社是肯签订约稿合同并且预付部份稿费的，但无论如何你总要交出东西来才行呀，出版社总不能白送你钱。而她一则已数十年不碰文，二则体力到了坐都坐不动的程度，如何伏案翻译？

    恰巧这时我还乳臭未干c初出茅庐，有力量动笔，但无名小卒拿不到约稿合同，于是两相情愿合作起来。由她出面向出版社认取选题，由我执笔。我们以合作名义，翻译了泰戈尔短篇小说集以及艾米丽·勃朗苔的自传体小说《艾格妮丝·格雷》，还以合作名义编写了通俗故事俩门豹治河》，只有这后一种通俗小册子还来得及出版，其他翻译小说，译成交稿之后，来不及等到发排，“反右”运动开始了，我有幸戴上“右派分子”桂冠，前约选题自作罢论。

    虽然停止了翻译，虽然陆小曼被划为“好人”，而我属于“坏人”，但陆小曼却不懂——或者可以说她不屑讲究“划清界限”那一套，继续与我来往，逢年过节，以及平时烧个什么好莱，总不会忘了叫我去吃。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食物供应紧张，她特别心疼我们那时，她作为民主人士，每月有若干张文化俱乐部的就餐券。具体有多少张，我记不清了，反正有限得很，但她每到文化俱乐部去，几乎总是把我和乐宣带去同吃。

    1961年，与陆小曼相伴多年的翁瑞午病重，临终托付好友赵清阁：“我要走了，拜托多多关照陆小曼，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的。”

    翁瑞午死后，陆小曼开始一心一意地作画。她的画秀润天成，赵清阁称其画为“是文人画的风格”，傅抱石也赞扬：“陆小曼名不虚传，堪称东方才女。”

    1964年秋10月，陆小曼住进了医院，病因是肺气肿和哮喘。中秋节那天，赵清阁买了几个月饼去看望她，她的鼻孔内插着氧气管，憔悴不堪。她气喘吁吁地对赵清阁说：“难为你想到我，今年我还能吃上月饼，恐怕明年就”过一会儿，她又低声说：“我的日子不会多了。”

    果不出陆小曼所料，当年入冬之后，她的病更重了。勉强挨到1965年的暮春时，陆小曼已经终日咳嗽不止，人益发消瘦了。

    有一天，赵清阁又去看她，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不会好了，人家说63是一个关口最近我常常梦见志摩，我们快快重逢了！”

    赵清阁询问道：“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做吗？”她断断续续地说：“我我希望在死后能和徐志摩合葬，你能不能办到？”赵清阁为了安慰陆小曼，不假思索地说：“我尽力想办法，你现在养病要紧。”

    临终前几天，陆小曼嘱咐堂侄女陆宗麟把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副长联，以及她自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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