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之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之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

    执此之说，是以李斯而罪荀卿，以吴起而罪曾子也。且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

    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至欧人文明与法无关之说，弟子甚所不解，不必据他书，即《泰西新史揽要》，亦可见其概。英国为宪政发达最久最完之国，流血最少，而收效最多者也。而其安危强弱之最大关键，实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议院改革案。而此案之起，乃由法人影响所及（英民闻法人争权之事而兴起）

    ；此案之得成，亦由执政者惮于法之惨祸，而降心遽许之。此《新史揽要》所明言也（他书言之尤详）。欧洲中原日耳曼、奥斯马加、意大利、瑞士诸国，皆因并吞于拿破仑。时拿氏大改其政治，而自予人民以自由，人民既得尝自由之滋味，此后更不能受治于专制民贼之下，故历千辛万苦而争得之，以至有今日。观于拿破仑第一次被放，而维也纳会议起；拿破仑第二次被放，而俄、普、奥三帝神圣同盟兴。维也纳会议，神圣同盟，皆为压制民权而设也。

    但观于此，而知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

    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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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康有为书３８６

    纯甫难是说，然则此十九世纪之母何在也？

    （弟子以为法国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若夫“自由”二字，夫子谓其翻译不妥或尚可，至诋其意则万万不可也。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则“人人自由”四字，意义亦已具足。盖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则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则不可谓之人人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无流弊。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

    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

    ，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

    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xìng之中，终不过如机器砌成之人形，毫无发生气象。

    试观现时世界之奉耶稣新教之国民，皆智而富；奉天主旧教之国民，皆愚而弱。

    （法国如路梭之辈，皆不为旧教所囿者。

    法人喜动，其国人之xìng质使然也。）无他，亦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而已。

    （法国今虽民主，然绝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

    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yào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断中国之必不能佛，必不能狂也。虽使天下有如复生（复生《仁学》下篇……dàng决甚矣，惜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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