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我们下放的教师又被通知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原来中央有文件，被工作组迫害下放的要平反回原单位闹革命，开始场党委扣压文件，拒不执行，后来师直子女校革命教师来我场造了场党委的反，场党委才被迫执行中央文件把下放的教师调回场学校。那时，全国学校已停课闹革命。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我和几个老师到师部奎屯参加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被师部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所感染。返校后，参加了吴某某组织的“小教红色造反团”，学校其他教师也组织和参加了“十二0”革命造反队，“捍卫思想造反队”等战斗队。那时，农场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怎么开展，在吴某某领导下，我们组织在场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当时，在全国文化革命如火如荼的形势下，我们组织按照《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精神，用大标语贴出了我们组织的战斗口号，“核弹猛炸场党委，炮打张某某（政委），打倒张某林（主任），火烧王某某（集训队工作组长）”。不久，农场各单位也纷纷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场部贴满了炮轰场党委的大标语c揭露批判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一些群众组织还联合召开了批判大会，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影响下，我们红色造反团联合观点相同的其他群众组织，夺了农场广播站的权，成立了“红色造反者广播站”。吴还逼政治处张主任交出办公室钥匙，拿来了全场干部分类排队名册，并砸了干部股长办公室，拿来了一些材料。那时，我们红色造反团在场里闹得最欢，跳得最高c影响也最大。当时，吴某安造反精神很强，真有“天不怕c地不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的好朋友陈老师也充满革命激情，紧跟吴某安革命传统行动。他们倆都在师部住了一段时间，所以受师部影响很大。我和王老师有些保守，担心这样闹下去会出事，劝吴和陈要冷静c理智，我们组织不要太出风头。吴和陈根本不听我们的劝告。他们紧跟的战略部署，捍卫革命路线忠心耿耿c敢冲感打c敢作敢为，一心想把我们组织树成领导农场文化大革命的一面旗帜。那时，吴让我负责广播站，广播站夺过来后，我负责编排每天广播的材料，主要是转播中央台的广播节目，还广播一些报纸上的文章，也广播少数传单。广播站好夺，夺到手上又是一块烫手的石头。夺权以后，对立派一些组织坚决反对，他们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满天飞，说什么接管广播站是地富c反坏右“牛鬼蛇神”“右派夺无产阶级的权”，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更麻烦的是，对立派组织大多是机关掌权的人，他们千方百计想陷害我们于不义，他们唆使广播员罢工，拒不给我们广播。如果广播站不响了，那问题更大了，那是破坏宣传思想。在这关键时刻，还是我们组织的一个上海青年教师，学校团支部书记张老师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广播员。他们又唆使电站人员给广播站在电压上捣鬼，那时，我每天守着广播站，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广播出问题，承担破坏思想宣传的责任。二月十五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转业军人造反团”和四个武装值班连队发出联合声明，要我们交出广播站，当晚，场里就收回了广播站，这下，我反倒松了一口气。

    三月二十一日，农场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实际上完全由机关井岗山总部控制。在会上，提出了“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号，宣布我们小教红色造反团为反革命组织，给予取缔，并在会上把吴某安打为现行反革命，在会上当场逮捕。那天，我和陈老师正在十二分校，那时，生产队盖了新学校，学生也多了，我和陈老师一人教一个班，听到消息后，晚上我和陈老师躺在床上一夜都没有合眼。陈老师是河南人，父亲五六年支边来疆，他六四年从奎屯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我们学校，他一来，我俩一见如故，话就说到一块了，很快就成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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