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于是，第一期招收的２９名研究生中多是后来在国学方面大有成就者，如周传儒、刘纪泽、姚名达、徐中舒与何士骥等等。至于另一位曾投考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虽未能如愿但后来同样在国学方面卓有成就者蔡尚思，因为他到达北京时已经错过了招考时间，故这位由福建省德化县教育局鼎力举荐来的考生后来这样说道：“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又是从内地跑出来的乡下人，因赶不上考期，经过办公室主任吴宓介绍，王国维马上接见，对我慰勉有加。”后来，蔡尚思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但他仍然经常向王国维请教，王国维也热情地予以鼓励和指导，视若自己的门生一样。例如，同年９月２４日王国维接到蔡尚思的《文稿》和信件后，便这样回信说：

    前日枉顾，便知足下志趣不凡。昨日接手书，并读《文稿》，如《陈玄传》等，具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yù言，甚为欣喜。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大稿恐无副本，即由邮局寄还。他日当尚有相见机会。

    由此可见，王国维无论是招收学生还是以往结jiāo朋友，都不看重学历和来路而只重学识和人品，这也是蔡尚思先生晚年时依然对王国维崇敬有加的原因。

    与招生工作同时进行的，还有研究所对各位导师所要教授指导的研究范围进行了明确分工，以及研究生应当如何选取研究题目和如何开展学术研究等内容的商定。例如，王国维指导研究的范围有：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和中国文学；梁启超指导研究的内容有：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和中国文学；赵元任指导研究的有：现代方言、中国音韵学和普通语言学；陈寅恪主要负责的有：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文及译文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文之比较研究和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主要研究的则是中国人种考。除了以上所列指导研究内容之外，各位导师还有各自负责的普通演讲，即学生必须听讲的演讲课。例如：王国维主讲古史新证和说文练习，梁启超主讲中国通史，赵元任主讲方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还未到任的陈寅恪主讲内容暂时未定，李济则主讲人文学。至于学生应该如何选取研究题目及怎样开展学术研究的问题，梁启超曾将他与王国维共同商讨的意见作了精彩演讲：

    设研究院之本意，非yù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成果也，目的乃专yù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主张于论文或研究之外，更兼取专书研究之……研究似以先有客观材料，而以无成见地判断出之为佳。故太宽泛而专靠推论者少选。诸君择题须择定可以从一本书中得基本材料之题，然后研究之，不致棘手。……总之，本院目的，在养成诸君研究学问的方法，以长期见面机会而加以指导。

    毫无疑问，这种教授方式不仅具有中国传统的书院式特色，又兼采西方科学民主之方法，实在是一种研究治学的最佳途径。当然，这与今天中国中小学乃至大学里的那种“填鸭式”教育，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也是现今中国学术界及其他诸多领域中缺乏真正大师的还未引起世人注意到但确实不容忽视的根源。这不知算不算题外话。

    一切准备就绪，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９月９日正式开学，但与全体学生举行第一次茶话会则是同月的２８日。关于王国维等导师与学生们举行第一次茶话会的情景，以及学生们与他初识时的印象，于这天上午才到校的国学研究所第一期学生姚名达先生后来这样记述说：

    名达始识静安先生，以乙丑八月十一日，即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午后四时，清华研究院第一次师生茶话会，出席者达五十余。名达方以是日午前到校，举目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