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卷。此书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脱稿之后，再行呈教。”

    《明堂寝庙通考》完成两月后，王国维又拿出了与其迥异的另一篇著述《布帛通考》，也就是后来定名为《释币》之作。

    在这部上下两卷本的著述中，王国维以自己的广采博识，通过汉魏以来之历史文献比对出土文献实物，对自汉代至元代的布帛价格进行排比综合，并参照金银价格的涨落，从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作出了精审的考释。由此可见，这是一部通过中国服饰文化来考察古代经济情况的著述。

    与《释币》相比，王国维后来撰写了一部饶有趣味的堪称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史的著述《胡服考》。

    在撰写这部著述的过程中，王国维通篇采用大段排比式的史料，可以说是引经据典，考证精密，参阅和引用的典籍数量是极为庞杂的。在初名《褶服考》的这部著述中，王国维不仅明晰了胡服流行于中国的经过，以及历朝历代胡服演变的情况，还对胡服在各个朝代中与其相配使用的各种装饰品，以及服装的质地和颜色等进行考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对胡服的考释中，还就此展开对中国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jiāo流，以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考察，这恐怕不是一般专门学术著述所能巧妙涉猎的吧。

    正如前文所说，王国维的学术转向向来干脆而洒脱，毫无拖泥带水。而如今，在煌煌国学这一宏大的研究领域内，王国维更是辗转腾挪，游弋自如。诸如，在盛行于乾（隆）嘉（庆）年间的金石学方面，王国维因为一些原因虽然未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但他的筚路蓝缕之功依然不能抹杀。

    据《考古学通论》中介绍，金石作为一门学问诞生于北宋年间，当时因为官府内收集有诸多古代铜器，特别是宋徽宗时代仅官府所藏青铜器就多达六千余件，这促使朝廷官员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互之间购买、jiāo换和研究青铜器及相关古物成为一种时尚。在这个时尚的潮流中，率先明确指出这一时尚所蕴涵深意的，当属这一时期的吕大临。北宋元七年（公元１０９２年），吕大临在撰写《考古图》（１０卷）一书时说：研究古代器物是为了“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阕亡，正诸儒之谬误。”于是，吕大临在将官府和私人收藏的２１１件青铜器和１３件玉器按照朝代顺利进行梳理分列的同时，还将器物的形状、尺寸和收藏者一一列举，并对铭文进行了初步考释。随后，还有王黼皇皇３０卷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３０卷）和欧阳修的《集古录》（１０卷）等相关著述问世，从而使金石学盛极一时。与宋代相比，元明两朝在这方面简直没有什么发展，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建树，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金石学则再掀研究高潮。据史书记载，乾隆时期仅宫廷所收藏的古器物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数量，于是雅好金石古玩的乾隆皇帝便钦命梁诗正为主编，历时数年编撰了多达４０卷的《西清古鉴》，其中收录青铜器有１５２９件，并将宫中所藏历代货币录成１６卷附录。另外，乾隆皇帝还将内务府所藏诸多古砚，也命人编撰成了２４卷的《西清砚谱》。在乾隆皇帝如此浓盛雅好的影响下，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出版相关著述竟然多达数百种，比较重要的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冯云鹏的《金石索》和端方的《陶斋吉金录》，此外还有黄伯思的《东观余论》（２卷）、董（）的《广川书跋》（１０卷）、王俅的《啸堂集古录》（２卷）、薛尚功的《钟鼎款识法帖》（２０卷）、无名氏的《续考古图》（５卷）、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２卷）、王厚之的《复斋钟鼎款识》及《周礼考工记》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相关著述。不过，除此之外的大量著述中含有诸多舛误，而这些舛误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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