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芝却不和郭攸之纠结在自己的话是否前后矛盾这个问题上，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驳他：“郭大人此言大谬，只重才而不重德，那是当年曹孟德的套路。当年曹孟德曾发布招贤令，广招天下有才之人，不管对方德行如何只要有才都能得到他的重用。

    最后结果如何现今魏国朝堂上乌烟瘴气的，几致灭国，这难道不是当年曹孟德胡乱招募人才埋下的隐祸吗

    陛下，照微臣看来，一个人的德行远比才能重要，学识才能都是可以慢慢学的，但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一个人的禀性是很难改的。所以，微臣认为，陛下录用人才，应首重德行。”邓芝对这郭攸之说了一轮，又对刘厚拱拱手说一轮。

    他这一番话引来不少人的认同，这也是儒家对于人才的基本论调，中国千百年来选拔人才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标准来选的。起初国家选拔人才的方法是通过“举孝廉”，即地方官推荐辖地中的孝子廉吏。“孝”和“廉”就是一种道德标准。

    想当官，就要具备这样的道德水平。但是评判这种道德水平的方法，往往是地方官一言而决，可想而知这样的选拔~出的道德人才有多少水分，从中又可能滋生多少。

    后来的皇朝采用科举的方式选拔人才，这种通过考试的选材形式本来是很先进的，领先于世界上千年，甚至到了后世都还在通过各种考试来选拔人才。可是，问题出在考试的内容上，科举考试考的是四书五经里的内容，四书五经其实就是儒家的道德行为规范。

    可想而知，这样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多数不通时务，他们说话可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但是让他们干点实事，就只能干瞪眼了。当然，世事无绝对，凡事要以辩证的方法看问题，也不是所有科举考试选出来的官员都是庸才。历朝历代还是出现过很多名臣的，这些名臣毫无疑问绝大多数都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

    问题是，通过科举这种考儒家道德经典的方法选出来的，也不全是清正廉明的官员。甚至可以说，有很多都是贪官、坏官。这再次证明了，想通过笔试和面试考察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是行不通的。

    刘厚对邓芝的言论还真有点不以为然，人都有私心，去哪里找那么多道德完人。如果一味要求人们做君子，最后一定会制造出很多伪君子。

    很多时候，一个人是君子还是伪君子往往很难分辨，因为伪君子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技能，那就是会隐藏自己的真面目。这个曹休就是一个典型，如果不是面临生命的威胁，可能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位铮铮铁汉，可是真要砍他头时，他马上就露出了真面目。

    有句话说得对，不到最后一刻，你往往不知道你自己怎么选择。自己都不能完全了解自己，更何况别人了。

    这也就是说，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忠贞之士其实很难，总不能一个个将他们逼到生死抉择的地步，来试探他们的道德水平吧。

    所以，刘厚觉得靠评判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来选择人才是行不通的。由于道德很难有效地测试，所以以道德为标准选材，很容易选出隐藏在其中的伪君子。更何况，如果这些伪君子有才能那也就罢了，如果是既没才又没德，那就真的杯具了。

    当然，也不是说道德不重要，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也没有，那么他的能力越大，破坏力就越大。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刘厚对人才的定义是：要有才能，能处理好具体事务，解决实际困难。有基本的道德底线，不要求是道德完人。

    至于怎么防止这些道德并不完美的官员做坏事，那就要靠用制度去约束他们的行为，使他们没有做坏事的机会，使他们明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旦做坏事必被捉，必被重惩。刘厚认为这远比选拔所谓的“道德完人”出来做官靠谱得多。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