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天，母亲带着张兴强报了名，也给老师带去了点土产。但兴强有些抵触，母亲和老师确双双满意，仿佛达成了默契。第一天语文学了一个拼音字母“a”；数学学了两个数字“1，2”，可张兴强写的“2”更像一条蚯蚓。看在母亲的礼物的份上，老师还是耐心地指导了张兴强十来分钟，遗憾的是，他总是不能把“2”的底部写端正，老师实在无法，只好放他回家。

    回到家后，父亲恰好没出门，兴冲冲地问张兴强第一天的收获。张兴强写了“a”和“1”，父亲点了点头，然后写了“特创”的“2”，父亲也是难得耐住性子教了他几分钟，兴强还是不能写好“2”的底部，写出的那个“2”仍然像一条死去的蚯蚓趴在作业本上。父亲实在受不了，狠狠地给他一巴掌，恶声恶气地说道：妈的白痴，老子咋会生了这样的哈儿。然后愤怒地离开。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关注他的学习，好也罢，坏也罢，根本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

    张兴强依然故我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割猪草，放牛，上学。一年级的某天，兴强和又一位堂哥树章，他大伯的二儿子一起往学校走去，途中有根钢管横跨在与路平行的小河上，既用来引水，也是农民走捷径的便道。树章邀约兴强一起从钢管上过去。兴强走在前面，树章走在后面，正到半途时，树章突然大喊了，吓得兴强摔下河去，头部砸在河里半露的石头上，昏迷不醒，幸好后面赶来的大伯家的大儿子，堂哥小水把他背回家，大伯用草药敷了他的伤口。大伯是附近几十里小有名气的土医生，小水哥也不会把他背到街上去找医院的大夫。一是医生的医药费从来都不便宜；二是身上哪里会带钱，再则，自家就有医生。

    第二天，张兴强的头上裹着母亲从孝帕上撕下的白布，昏头昏脑地去上学。和他走得近的李卫东看见他，似乎一点不惊讶兴强的怪异打扮，反倒是高兴地告诉他：他们都被评为少先队员。张兴强睁着迷茫的双眼，依然后知后觉地问：那是什么东西？李卫东很是高尚地给了他一道白眼：那是光荣，老师说的，班里只有五个人得了哦。张兴强还是没明白，自己怎么就光荣了，不就是摔了一跤嘛。

    不久，张兴强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他再也不敢和树章哥一起上学了，很想和小水哥一起，可是他出门得太晚，大伯要他每天早上割足50斤牛草才让他去上学，因此，他十有八九都是上学迟到的。于是只得打消那份奢望，经常一个人行走在空旷的马路上，虽然路程只有三里，但途中只有底水，临近的另一个村子附近有人家，然后都是山林。他倒不害怕，也没什么可怕的，毕竟天天都要走几趟。这天他正好走到街上，马上就到了学校门口，突然看见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从他面前跑过去，周围传来阵阵唏嘘：只见那位在别人背上的的人有只腿齐根断掉了，大腿根血肉模糊，还有鲜血洒了一路。张兴强一下子被吓蒙了，呆呆地站在街边足足有二十分钟，然后才想起要去学校念书。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别人流血，而且还这么猛，比起他的鼻血，他找不出合适的词汇表达那阵子的心情，只是害怕。那天他被老师骂了，因为迟到，但他没有解释，也不知道可以解释，总认为老师都是对的。回到家，张兴强还沉浸在害怕中，他也没有对父母说什么，父母对于他的傻乎乎早已习以为常，也没发现反常。恐惧中，张兴强依旧上学，但每次经过那天的那个地方，他的心都会莫名地收紧，直到差不多一年后，那份恐惧才慢慢消失。后来他才得知：那位伤者是班上同学谭老五的父亲，是被车轧的，没有医活。那都是听母亲说的，他的心在母亲讲述的那一刻再次收紧，幸好母亲只讲过一次。

    眼见着到了二年级，张兴强的成绩不好不坏，按照老师的说法，还算可以。可就在那一年，兴强的姐姐六先犯病了。起初父亲没当回事，母亲甚至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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