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我所有毕业手续办完。可我却只能滞留德国。我完成了我的学业，却终究因为战争，而归国无路。

    我成为了海德堡大学综合医院的一名医生。并且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

    1940年9月27日，德国c意大利和日本，终于同盟，被称“轴心国”。

    终于，德国选择了日本。我们成为了敌人。

    海因里希终于成为了他梦想的军人，他没有按照他父亲为他设定的路走，先上大学后入军队，而是随着战争的时机，在18岁那年入伍，提早进入了战争的绞肉机里。

    我没有想到，我会在红十字会见到丽塔。她志愿加入成了一名战地护士。她与我不同，她是要去前线的。勃登家，六个人，四个在前线。只有勃登夫人和碧塔还在家中。

    听说，连司机雷奥也入伍了。

    占领法国后，德军的海军和空军忙着对付英国，陆军反倒是得以修整。我害怕再见到沃尔特，向红十字会上级申请离开慕尼黑，此时红十字会急需往波兰派驻工作人员，尽管我知道波兰的惨境，但别无选择，我踏上征程，作为德语翻译兼医疗指导协助波兰红十字会主席肖托马斯进行工作。

    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法c德c英c波兰等主要参战国派驻代表。但由于军事行动以闪电般的速度推进，动身前往华沙的代表无法进入波兰。当时，红十字会所有代表的主要任务是探视战俘营。在39年12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就与德国红十字会接洽，希望能够安排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探视那些被从维也纳驱逐到波兰的犹太人。他的这一请求被拒绝了，因为德国当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就这些人的命运问题展开讨论。从那以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选择了一种不再直接提出犹太人问题的策略——它只是在就大规模逮捕或驱逐的受害者进行一般的交涉时才这样做，而且它不再特别指明他们的宗教和种族，尽管很明显的一点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涉及的都是犹太人。所以，如果一开始红十字会派驻代表是为了战俘问题，那么现在犹太人的问题占据了红十字会大部分精力。

    此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只有1900名雇员和1800名志愿者作为补充，却要遍布欧洲亚洲非洲这些战争之地，工作人员短缺c工作难度之大使得工作压力非常大。

    其实，德国一直拒绝红十字会进入波兰。目前只给过一次短期探访权。肖，这个年近五十岁的法学教授，名义上的波兰红十字会主席，在39年底就进入华沙进行了为期一个周的探访。此次对波兰的第二次探访，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德国人在波兰建立了一个集中营的消息。我的医生身份恰好能够掩盖红十字会的目的，符合我们申请探访的理由：卫生防疫。

    他告诉我的是，德国人只会给我们看能让我们看的。但我们的工作是，尽力发现蛛丝马迹，尽力周旋，尽力帮助。

    没等我进入集中营，首先华沙这座城市的惨状就足以震撼我。大概之后的德累斯顿c柏林都会是这样的吧。满目苍夷，只留战火遗迹。一直以来，我都生活在和平的地方，即使柏林现在遭受空袭，也还没到毁灭的一步。而华沙，全城85以上的建筑被毁，那些富丽堂皇的古典建筑几乎荡然无存，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焦土。我指责一切毁坏历史遗迹的行为，这是人类的自我历史毁灭。历史遗迹的遗留，也是不分国界的，这是人类璀璨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都应共同保护尊重的。可是，当人类都已经互相残杀，同类同胞都不顾惜，又何必去指责他们是否还爱护历史遗迹。

    我们带着任务而来，但实际上，从我们进入波兰后，肖一直在与当地的负责人进行接洽，可对方却始终不松口让我们进集中营。最终的妥协，是我们去犹太区进行卫生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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