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指出，苏联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而不必过分强调斯大林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是极有见地的。陈独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说：“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那种认为“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持这种看法的还可以提到杜威。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说：“虽然他（指杜威）确信对托洛茨基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但他并不认为假使列宁的后继者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苏维埃制度就会是美满的制度。他相信了通过暴力革命造成独裁政治不是达到良好社会的方法。”

    书中这样对应地提出“个人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这两者的轻重主次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当时确实有人宁愿用斯大林的个人因素来解释这一切，以免污损对这一制度的包装。赫鲁晓夫提出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就一个字也不涉及制度问题，全部归罪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煌煌大文也是这样做的，说“决定的因素”是斯大林的“思想状况”。这种从当时宣传的需要而作的文章其实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后来他主持起草新的历史决议，就不得不面对写不写máo zé dōng个人责任问题。他说：“我们在起草的时候，一开始就下决心不提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品质，个人的xìng格等。”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这个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xìng格就解释了吗？”“没有讲出个道理来”，也就是对他那篇旧文的自我评价。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淘洗，一切都可以看得更加分明，本书所说，大约可以看作这一公案的定论。应该指出，本书还提出了“历史文化的因素”，这就比只提出理论的、制度的因素要更深一层。确实，在斯大林现象中，是包含了从旧俄（例如沙皇专制主义传统、民族习俗等等）继承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被贴上“社会主义”、“苏联先进经验”的标签输出到中国的也不少。

    书中历数了苏联体制的种种弊端。例如描画出了社会结构上所形成的一个“畸形的金字塔”：

    在苏联最初物资极端匮乏的几年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就逐步形成实际上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为突出。这种特权渗透于政治权利、职业选择、经济生活，乃至日常消费品的享有等各个方面。既无机会平等，也就谈不到竞赛规则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产积极xìng。西方社会的贫富不均状况尚留有一条个人通过奋斗向上爬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同时有所创新，为提高社会生产率作出贡献。而在苏联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改善境遇之道在于在政治认同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设法沿着阶梯向上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较少与创造xìng的劳动相关，甚至相反。对广大的底层劳动者而言，尽管形式上宪法赋予无比的权力，实际上得不到保证，也难以有爬入上层的机会。结果，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广大的劳动者和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的上层官僚机构的新的畸形的金字塔。

    这里说得很概括，而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却是非常具体的东西。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阿尔巴托夫也是特权阶层中的一员。他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对他本人享受过的“特供”（特殊供应）一项，就有过很生动的描写：“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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