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我对赵讲，这个会开得不好，他问为什么？我说：“这个会议对中资在香港的经贸活动，这也不准，那也不行，不是从积极发展出发，而是消极防范，同中央向外发展，利用香港的精神不一致。”赵讲：“你为什么不提意见？”我说：“你们常委在港澳办给中央的报告上，都画了圈，我怎好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呢？我只好向你反映，向你提意见。”

    赵紫阳考虑了一会，问我：“那怎么办？是不是重开一次会，再发一个文件？”

    我理解，他个人不好立即否定这次会议，我则顾虑如不立即纠正，会后就要执行“九不”，损失便大了。我就说：“这样处理恐怕不行，我建议这个会议的文件不要下发，我们回去也不传达了。”

    赵紫阳当时没有表态。我认为他是默许，但不好立即表态，毕竟他还要做常委的工作。

    回香港后，我向参加会议的中资机构负责人打招呼：会议精神暂时不要传达，等文件来了以后再传达、执行。后来这个文件果然没有发下来，会议的“精神”就没有被传播，香港中资的发展避免了这一劫。

    在积极支持各省市、各部委到港设立机构的同时，我还主张各省市、部委负责人应该多来香港参观，拓宽眼界，学习市场经验。当时，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肤浅，只是从买方市场、卖方市场的角度来认识：内地基本上是卖方市场，按计划生产；而买方市场要根据消费需要、销售情况，来决定生产。

    七九年，我访问澳大利亚，途径香港，一些香港的资本家向我介绍如何做生意，讲怎样去适合市场需要，怎样按优胜劣败的规律来参与竞争。他们说，企业不仅是讲生产、管理，首先要讲经营。产品生产再多，如果卖不出去，只好积压，企业就拖垮了。

    回到北京，我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汇报，强调国内工厂只讲管理，不讲经营的做法不行。华国锋同意我的看法，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企业的经营问题。

    到香港工作后，更深感内地领导人应该到香港来看看香港人是怎么做生意的。我竭力主张放宽到香港参观考察的审查尺度。我前文也曾提过，港澳办过去一直控制很严，我几次建议放宽，他们都不加理会。直至八六年，中央把到香港参观、出差的审批权，下放给港澳工委，名义上是国务院委托港澳工委代批，才真正解决问题。我叮嘱新华社主管部门，尽量放宽尺度，让内地更多的人到香港参观学习。发展最快的是广东、福建两省，特别是广东，他们是“近水楼台”。中资机构在此一阶段，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

    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使香港原有的几家“老字号”中资机构，也有了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中资业务怎样改进或改革以适应国内的需要，是他们面临的新课题。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是招商局的袁庚。

    袁庚在深圳蛇口建立了一个新区，虽是深圳的一部分，一开始走的路子，就同深圳不同。深圳偏重旅游、服务业、房地产，而蛇口着重小工业，发展同深圳不相上下。

    在行政上，蛇口属深圳市的一个区，但他是独立的，干部都由招商局自己调配。袁庚很善于用人，也采取一些新的管理办法。他经常召集一些内地的学者、专家探讨经济改革的问题，后来发生著名的“蛇口事件”，就是在蛇口举行的一场“青年教育专家和蛇口青年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触犯了北京一些老人，在中央常委会上，有人点了袁庚的名，批评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中央没有正式通知我，但有人告诉了我，常委会上，胡耀邦、赵紫阳实际上保护了袁庚，没有让这件事发展下去。我对袁庚“打招呼”：改革要搞，但要注意一点，免得有人找麻烦。

    蛇口发展很快，招商局本身发展也快，袁庚采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营方法，招商局海轮运输吨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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