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的工作等等，基本上在原有报告基础上，加了一些说明。

    报告送中央后，赵紫阳当面对我讲，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我们原则上都同意，具体问题上你再征求征求姬鹏飞，看他们还有什么意见。我认为赵紫阳讲的这个“我们”代表了中央和国务院。我把赵的意见告诉了姬，他没提什么意见，我讲：“你们都同意，最好有个文字的东西给我，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按报告执行。”我的意见是让港澳办替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文字的东西，答复我们。我想，在“谈心会”最后我说过：“以后大事我会请示”，这报告就是“大事”，姬鹏飞当时口头答应了。我希望有个文字上的根据，以防万一。可是以后一直没有下落。

    在香港工作上，不少事情都是港澳工委主动；我想，港澳办、外jiāo部对此是有意见的。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姬鹏飞召集不少会议讨论具体问题，我们也提了不少建议，如未来政府体制方面，我们做了研究，有几次会议，是工委提出要汇报才召开的。李后、鲁平在不少场合发表谈话，香港社会反应激烈，我们认为也有不够妥当的地方，我几次向姬鹏飞提出，要李后、鲁平少讲话，如果要讲，最好事先多做些考虑。有一、两次，我还当着李后、鲁平的面提出这样的看法。姬鹏飞都没有表态。

    这些矛盾，发展到“六四”以后，就更激化了。

    第九章 让明珠更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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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因其繁荣的经济而被誉为东方明珠，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内，如何保持香港经济继续繁荣上升，让这颗东方明珠更为绚丽夺目，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在香港工作的重点所在。

    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时，提出我们在香港的经济工作方针，用了五句话、二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拖住英资，稳定华资，争取外资，团结侨资、台资，壮大中资。”对这一方针，我看中央领导人当中，赵紫阳基本上赞成，胡启立更肯定一些，李先念有不同看法，例如对壮大中资，他有不同看法。

    港澳工委内部讨论此方针，多数同仁是赞成的。但我们香港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和部分香港当地干部并不赞同，银行负责人认为这不是经济方针，我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从银行经营出发，而不是从整个香港经济出发的，我向他们解释：我们在香港不是处在管治地位，我们不可能对香港经济提出一整套详尽的具体方针，提出来也是空的，不可能形成政策、形成法律，因为这是港英政府的事。

    部分香港当地的同志不赞成壮大中资的做法，他们认为中资不需要也不可能壮大。我表示只要我们采取香港市场通常所采用的做法，来经营中资机构，只要我们不搞特权，不要同港人“抢饭碗”，我们参加香港的市场活动，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也可以增加香港的财富，还可以提供香港许多新的发展机会，增加港人信心。中资壮大了，对未来香港经济，也可起稳定作用。

    有关香港经济方面的工作，我坚持按这二十二字方针，事实说明，这是合乎香港实际的。

    英资在香港的几大财团，有基本上属于以香港为经营基地的财团，如汇丰、怡和、嘉道理等；也有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大财团，如太古、渣打的。随着华资力量的发展，一些英资财团被华资收购，如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包玉刚收购“汇德丰”；尽管这样，华资、中资在短期内，仍很难替代英资在香港经济的主要地位。比如汇丰在金融界的地位，即无人可比拟。

    英资财团的特点是靠殖民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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