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稳定繁荣，除了外在因素外，内部还有两个因素，一是英国的管制，二是当地华人的努力。这两个因素，主要是当地人，特别是华人的努力起作用。但从决策、管理等角度看，港英政府的管制促成了香港的稳定繁荣，这也是不应派出的客观事实。

    香港政府有三个特色，一是殖民地xìng。英皇委派的港督，是集权的，他不仅掌握政权，而且是当地最高军事长官，还可能是这一地区情报系统的最高主管人员。香港政府不仅代表英国政府，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既有香港当地的英资财团代言人菜价，如汇丰、怡和集团代言人任行政局议员；也有英国本地财团的代表，如行政局内有太古、渣打的代表。（这是八三年以前的情况，怡和、渣打后几年在行政局已无议员。）

    后来，香港政府开始吸收同英国关系良好的华资代表参加，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吸收的多为未来特区政府中，能与英方保持更多联系的人。在政府领导层中，也出现了非殖民化的变化。

    第二，香港政府建立了一个精英咨询政制架构。

    香港行政局、立法局明确作为港督的咨询机构，以港督为两局之主席。行政局是港督进行咨询决策的最重要机构，港府一切重要决策都由港督制定。港府所有最高级官员几乎都参加了行政局。

    香港政府的立法局，除了委任一部分政府官员当“官守议员”外，还吸收了一部分社会的精英，包括工商界、专业界、一些社团的社会中上层精英。香港社会每年选举十大精英青年，其中很多精英分子被香港政府吸收参政，如李鹏飞、李柱铭等。

    这些人士参加政府，还是咨询xìng质，不具决策权。行政局的议案jiāo给立法局讨论，立法局可以提修改意见，至于是否接受，最后决定权在港督。

    港府施政采取咨询制度，有利香港的经济发展。

    香港政府组织了三百多个咨询会，委员由港府委任，囊括了各行各业的精英，所以尤德讲，他的政府是个精英政权。一般来说，某一问题，或某一行业有什么立法问题，政府有了方案，有关部门就会对咨询会征求意见。咨询会的意见，供有关部门、行政局、港督考虑采纳或修改。

    这样一个咨询体制，实质上是在港督专权的政制架构里，港督在一定范围内，给了社会中、上层一点“民主”，给他们事先了解政府有什么决策的机会，也给他们表达意见的机会，可说是一定程度的“参政”、“议政”。

    香港十九个区议会，也是一个咨询xìng质的架构，目的是让居民一定成都参与区域内的事务。区议会以联系基层的中层或下层为主，各区议会都推行“会见市民计划”，以便区内居民可以约见区议员，就区内任何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改善方法。

    全港十九个区有七十一个咨询服务中心，免费解答有关政府工作的一般询问，一百二十七个分区委员会和四千多个屋屯组织，为政府与基层居民提供了一个既广泛又较有效率的联络网。

    香港政府通过这些渠道来向市民咨询，因此，在香港政府政务司的掌握下，咨询组织成为重要的统治架构。

    香港人讲，香港有三个港督，一是英皇委派的港督，二是汇丰董事长。汇丰以它在金融上举足轻重的实力和特权，成为香港金融上的“港督”。第三就是马会，可说是相当多数港人精神上的统治者。

    马会一星期跑两次马，每年四个月（六月至九月），一场赛马投注额几千万，一个赛马日投注额便几亿；一九八三全年一百廿亿，到我离任前夕的八九年，已达三百多亿。香港有两个跑马场，老的在跑马地，新的在沙田，每次跑马不仅马场内几万人bào满，而且还有场外投注，吸引上百万人，大家都想中彩。每星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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