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的名医到北京为霍英东治病。不久，霍英东康复了，回香港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用了四个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霍的关心，我们应该做的。

    何贤在美国没有治好，回来之后不幸去世。他的去世，同利铭泽一样，对中国的港澳工作是一大损失。在香港举行追悼会时，我同样参加，并为他扶灵。

    何贤去世后，家庭内有纠纷，事业也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在工委会上经过讨论，确定支持他的公子何厚铧，帮助他解决银行的麻烦，继续何贤的事业。

    香港的左派工商界，很多都是中国商品，即国货的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改革开放之后，外贸渠道多元化，不再完全由外贸部和华润公司控制了，各省市、各部门都在香港自己经营进出口，都有自己的代理。这样，原来国货的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就受到相当的影响，不仅经济利润降低，政治上也感到受冷落，因为以往新华分社主要就是和他们jiāo往，我去香港为打开局面，重点做大资产阶级、大右派的工作，相形之下，同他们的jiāo往就显得少了。

    既然听到反应，我就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我在工委会上提出，要避免冷落他们，应与他们多接触、多关心，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特别对中华总商会的老关系，要多尊重，多在经济上予以照顾。

    因此，新华分社同仁便加多与他们接触，关心他们的利益情况。我并jiāo代华润总经理张建华、中银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在外贸和资金上予以注意照顾，帮助了一些老朋友，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

    第五章 展开“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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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深圳工委扩大会上，正式提出执行“一国两制”，依靠“两翼”的方针，一“翼”是依靠工人阶级，另一“翼”是广泛开展爱国爱港、澳统一展现，这和一贯提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大大“出格”的。

    这是我认识上的变化，“出格”有据：

    其一，中央决定，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或更长时间不变，由当地人实行“港人治港”，未来特区政权应是资产阶级为主，有工人阶级参与，各阶层联合的政权，它基本上属资产阶级xìng质。这就需要有一个广泛身后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工作为基础。

    相反地，如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工人阶级为主，组织特区政权，“港人治港”成为“港共治港”，其政权属工人阶级xìng质，显然不符中央所定“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其二，重新分析香港的工人阶级。香港新华分社以前的领导层，仍停留在划分蓝领工人、白领工人这样的层次上（蓝领从事体力劳动，白领从事脑力劳动），对中间阶层既未涉及，也未分析。我初到香港也是按这样的区分来认识问题和确定方针的。不久，在认识到香港有一个中产阶层后，我感到把香港工人阶级局限在八十多万产业工人上，显然不符合已发生的阶级状况。

    香港人称为“打工仔”的范围很广，凡是为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服务的人，都包括在内，总人数不仅是八十万，而是二百八十多万。香港还有一个名称“打工皇帝”，是指企业、机关管理阶层的中、高层人士，他们虽然并非投资者，不是资本家，月薪却很高，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都有。从阶级观念分析，实际上，称中产阶级为中间阶层更符合实际，用共产党的语言来讲，其中一部分已属于工人贵族，接近资产者，他们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已不完全属于工人，而更接近资产阶级。广泛地讲，依靠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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