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同他们建立定期直接接触关系，可以了解香港亲英阶层，以及港英政府的意见。我们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李储文在职时，李同我一起去；李去职后，乔宗淮同我一起去。主要是一起吃饭，多数由他们请我们，地点在利国伟恒生银行的俱乐部，也有几次我们出面请他们。吃饭时，互相jiāo换对香港问题的看法，比较融洽。因此后来也逐渐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在以后的接触中，他们要求以行政局、立法局的名义同香港新华分社、同我接触。对此，港澳办表示反对，坚持不承认他们代表行政局、立法局与我们接触，认为他们意图利用这个机会，让中国机构承认他们两局的地位。我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不但同他们进行私人个别接触，并利用春节、国庆节宴请两局全体议员，也接受他们集体请我吃饭。

    中国承认不承认香港政府两局地位，一时也成为香港的敏感问题。在记者问我既然请两局议员一起吃饭，为什么又不予承认，我只回答：“尊重不等于承认。”因为我在宴会上讲了“尊重”两局的词汇，免与北京相违。考虑他们在香港的地位，在中、上层甚至下层某些人心中，他们有相当影响力。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在未来特区政府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地位，争取他们，无论在当前或以后，都非常必要。

    为了对港英政府中的华人高级官员开展工作，前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告诉我，他部下总政文工团有一女团员要到香港来，她的义父张有兴是香港市政局议会主席，因为有这层关系，河北省委不批准，要我帮忙。我了解这一情况后，专门向总书记胡耀邦打电报，希望能批准她到香港，打开与张有兴jiāo友之门。胡批准了，并指示公安部派专人去河北省委所在地石家庄办理这件事。经过她介绍，我们与张有兴有了接触。

    当时港府华人官员与新华分社接触，包括接受邀请吃饭，都要事先经过港英政府批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主动争取多联系多接触了一些人。后来包括警务处长李君夏及他的英籍前任，我都请他们吃饭，开始有了个别接触。

    在jiāo朋友、互相增进了解和沟通的目的下，我们同香港政府高层官员的jiāo往逐渐增多，不仅是我，分社的其他同仁也jiāo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对港英政府的政策、情况都比较熟悉，其中有不少人，在“九七”后的特区政府中可能会继续任职，对政权延续、顺利过渡，将会起很大作用。

    在文化界、传播界的一些所谓大右派，很多都是反对共产主义，以至反对中共的。有些人还经常发表文章批评中共，“香港前景研究社”就属于这一族。这一族人士也有区别，不少表示反中共，但爱中华民族，也有一些人当时“批毛不批邓”，批判máo zé dōng，赞成邓小平，认为邓的改革开放主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香港有相当多数年纪大的文化教育界人士、传播界人士、专栏作家、评论家、老报人，是从大陆到香港的，对共产党多少都有意见，以至怨恨，他们有些坐过中共的牢，受过摧残，吃过苦头。

    和这些人相聚，我同他们采取不强辩观点，意识形态的差异暂搁起来，先求缩短差距，“求大同，存大异”，在爱国，或爱中华民族，国家统一上jiāo朋友。前景社的人士与我第一次接触时，尖锐地批评中共，但他们表示不反对香港回归祖国。《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李怡当时问我，“我们是不是爱国者？”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们是爱国的。”我至今仍然这样看。我当时在另外一场合曾表示：在爱中华民族，在赞同邓小平改革开放，赞成中华民族统一大业方面，我们是一致的，在批评máo zé dōng，批评共产党方面，可以存异。

    当时在报上几乎天天写fǎn gòng文章，尖锐地笑骂讽刺中共、拥有相当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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