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汤、两道菜、一道甜品。时间却长达三个多小时，作陪的是议员谭惠珠、一位英国人（不记得名字了），还有我的英语翻译。

    讲话最多的是谭惠珠，看来是有备而发。她也从社会人心动dàng讲起，讲到香港人对中国不信任，香港人移民、移资。（她也用“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这类词，但不用“逃资”。）她建议中国政府采用“香港公司”办法，当香港的“董事长”，聘用英国当“总经理”。她很露骨地说：“这样的办法，英国可以接受。”

    因为她用英语讲，连同翻译，用掉两小时。我虽和她第一次见面，其实已发现她普通话说得还可以。

    沈弼在谭惠珠讲话后，画龙点睛说了十多分钟：“就在社长先生您现在坐的这张椅子上，”他指着我坐的长靠背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前次来，也坐在这张椅子上说：‘香港应该是西方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之间的绝缘体，起这个作用。’”

    沈弼加重语气说：“李光耀先生说得好。如果贵国政府采用谭女士的建议，香港人就可免于恐慌，保持稳定繁荣了。”

    沈弼这番坦率的发言使我了然于心：以主权换治权，已成为英国政府对付中国收回香港的主要谋略。这个谋略的创始者是香港人，还是李光耀？为英国所接受？还是英国人自己创造，利用香港人传播？这有待验证，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国这一阶段对中国收回香港的谈判斗争，谋略已明。

    我回社后，立即把我的分析电告中共中央。

    中国政府掌握各方面反映后，通过政府发言人和领导人讲话，重申主权治权不可分，没有治权就谈不上主权；“九七”后主权、治权要一起收回。

    沈弼口中所说的李光耀“绝缘体”理论，大陆决策部门认为，同戴卓尔夫人讲的“独立”有关系，她曾经讲，“假如香港是一般的殖民地，香港早就是另一个新加坡了。”这对香港社会某些人影响颇深。在我同一些港人的谈话中，就有人讲，“应该有香港自己的李光耀”，很明显地表示他们希望“独立”。有人干脆公开提出，希望在联合国或英国的监督下进行公民投票，看看香港居民是否赞成独立。也有一些学者建议用波多黎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认为波多黎各是美国辖下的一种“半独立”或“准独立”的自治模式，香港应该借鉴。

    所有这些言论，同“绝缘体”一样，都是希望香港脱离中国“独立”，或者成为某种变相的“独立实体”，这当然不符合香港是中国固有国体一部分的实际，不容允许；而在客观力量上，香港要像新加坡或英国其他殖民地那样“独立”，也是做不到的。

    当时更多的一轮，是希望保留英国人管治。实际上是希望香港成为变相的“独立实体。

    八三年七月，中英两国第二轮谈判开始后，英国代表果然提出了“过渡论”：认为英国撤出香港，把治权转移到港人手中实现本地化，需要过渡，距离“九七”只有十四年，时间不够，至少需要三十至四十年来过渡，香港才会稳定。这个过渡期，可以在中国主权名义下，由英国继续管治。

    至此，一直在香港各界酝酿传播下未公开的英国官方的“以主权换治权”谋略，终于明朗了。“过渡论”、“绝缘体”和“公司论”异曲同工，如出一辙。钟士元、沈弼等见我，是表达自己见解？还是英国透过他们向中国传达信息，进行试探？都有可能。

    然而无论如何，英国动员各方力量，为其谋略服务的本领，的确令我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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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在谈判的同时，为了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不断影响舆论，刻意发挥“民意牌”作用。对此，中国方面也动员舆论配合谈判斗争，不仅在内地，《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要发挥作用；在香港，对英国的“民意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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