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互不沟通，把自己管的工作与“关系”，看作是个人资本，不允许别人过问，具体说法是“他不能chā手”。这种作风，连工委一些主要领导人也不能免。

    李菊生当外jiāo官多年，实属中共中央调查部管辖。后来中央调查部撤销，转归国家安全部管理，是职业外jiāo官，也是职业情报人员。在工委，他是第二社长，帮助王匡处理全盘事务，还分管情报保安工作。我遵中央指示，要纠正工委的“一左二窄”，除王匡外，他反感最大，只要会上提及有关反“左”反“窄”的事，他总是紧皱眉头，板着面孔。见面笑容很少，严肃异常。他开会时也很少发言，有不同意见，也只简单表达，给人一种冷眼旁观的感觉。

    我到香港前后，他从未向我主动介绍工作情况。他专管的情报工作，更神秘得一句也没介绍过。

    中英第二轮谈判，李菊生是中方代表之一，以工委的副书记、第二社长身分安排他参加会谈。按理，他是代表工委参加，就如尤德参加英国谈判代表团一样。（中方不承认尤德代表香港政府，只承认他为英国代表，避免英方借“民意”为谈判时的筹码。）李菊生应该每次参加会谈前，将本次会谈主题内容、我方的斗争策略，向工委汇报，以便工委根据本地各方反应，提出建议，供北京参考；会谈回港，亦应将北京对工委建议的看法、会谈情况，下次会议主题，工委要为那些问题搜集资料等事做汇报。李菊生从没有向工委或我个人这样做过，至于他有否以第二社长身分去搜集资料或找研究室研究课题，我亦不得而知。

    中英谈判的情况，李菊生对我和工委是封锁。我了解谈判情况主要靠两个渠道：一、参加北京召开的有关会议。二、阅读外jiāo部编印的“情况通报”（专供部长以上参阅的内部文件）。这种情况，至乔宗淮接管李菊生任谈判代表后才改变。

    李储文和祁锋合作，分管统战工作。祁锋在港工作十多年，工作关系较多。李储文和他合作半年多后向我诉苦：祁锋从不向他介绍情况与工作关系，什么也不告诉他。李储文抱怨，无法再合作下去。我说服李储文：“他们几位差不多，不只祁峰，我们不要受影响，要放手工作，有问题，我会支持你。”

    在干部使用上，原工委领导人有宗派情绪。我来港前就已听说，他们搞“广东帮”。七个社长、副社长，有三个是广东人，他们的小圈子，连广东省籍的干部也感到被关在门外，受歧视。

    杨奇是代理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但王匡等对他并不信任。王匡如有事，不论公私，不找杨奇，直接jiāo办公室主任处理。机关内部，称这位主任为“二社长”，对他意见很大，反映他眼里只有王匡、李菊生。只要是这两人jiāo代的事，即使不符原则，他也会照办。对其他人，则一律“不买账”，对同级“目中无人”，对下霸道，分社做事务的员工，多是所谓“反英抗暴”中失业的地下党员和“左仔”社团职工，这位办公室主任对他们态度粗暴，极不尊重。被员工视为“虎”。

    特别使人反感的，是不少干部反映一件事：有一位北京派来的外地（非广东籍）副社长，与王匡等关系很紧张，北京将他调回内地。按规定，副社长持有外jiāo红皮护照，过海关免检，多带一些规定外的小件物品，一般不会引起海关例外检查。主要靠持照人自觉。据说在王匡、李菊生授意下，办公室有人写信给深圳罗湖海关，检举这位副社长携带走私物品。海关因此搜查了他的全部行李，查出多带了一块手表。海关上报到北京，这位副社长不仅做了检讨，还受到全国通报处分。当然，这位副社长多带一块手表是不对的，工委领导人既然发现了，就应该与人为善，当面指出错误，帮他改正，可是他们竟然当面不提，背后整人。这种作法，在党内、在同事中，很不光明磊落，连与王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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