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纲目粗具，读是书者，或有取乎？」

    然吴本正文太简，子注过繁，其所分析与杨书旧观，相去甚远。唐晏因是有洛阳伽蓝记沉之作。其洛阳伽蓝记沉自序云：

    「昔刘知几谓洛阳伽蓝记定彼榛，列子注。（中略）乃信手乙数则，以后迎刃而解，都已尽卷。未敢谓足揆原编，然较各本，则有间矣。」

    故唐本正文较之吴本溢出三倍，似可少纠吴氏之失。但唐氏之分别正文子注，其标多由主观，是否符合杨书之旧，仍甚可疑。近人张宗祥君之洛阳伽蓝记合校本附录吴本及唐本所分正文，并记其后，略云：

    「昔顾涧苹先生yù仿全氏治水经注之例，分别此书注文而未果。（中略）故苟无如隐以前之古本可以勘正，实不必泥顾氏之说，强分析，致蹈明人窜改古籍之覆辙也。」

    张君於唐氏所定第一卷城内永寺条正文「东西两门皆如之」一节下附案语云：

    「东西两门皆亦如之者，言与南门图以云气云云种种相同也。今图以云气四十一字作注文，则皆亦如之一语无归宿矣。」

    於第五卷城北凝圆寺条「所谓永平里也注」之注字下附案语云：

    「之此记本自有注，不知何时入正文，遂至不能分别。此注字之幸存者。自此至下文不可胜数句，当是凝圆寺注文，沉本以此下一句正文。」

    於其附录之沉本正文城北虚寺条「注即太上王广处」向下附以案语，重申其说云：

    「此处注字幸存，即汉太上王广处六字明注文，不得误入正文。」

    （陈）寅恪案：张君之合校本最晚出，其言「不必泥顾氏之说，强分析，致蹈明人窜改古籍之覆辙」，可谓矜慎；於杨书第五卷举出幸存之「注」字，尤足见读书之精审，不仅可以纠唐氏之违失已也。然窃有所不解者，吴唐二氏所分析之正文与子注虽不与杨书原本符合，而杨书原本子注亦必甚多，自无疑义。若凡属子注，悉冠以注字，则正文之与注文分别然，后人写杨书，转应因此不易淆误。今之注文混入正文者，正坐杨书原本其子注大抵不冠以「注」字，故后人传写牵连，不可分别，遂成今日之本。张君所举之例，疑是杨书原本偶用「注」字冠首也。鄙意之习染佛法，其书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盖特指其书第五卷慧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后代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於洛阳伽蓝记一书之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学说考载於中央研究院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比类杨书，证成鄙说，其不备论。梁僧出三藏记集七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八支道林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支敏度合维摩经序，一一竺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等俱论合本子注之体裁，兹节录一二，以见其例如下：支敏度合维摩经序云：

    「然斯经梵本出自维耶离，在昔汉兴，始流兹土，于时有优婆塞支恭明。逮及于晋，有法护、叔兰，先后译传，别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先后各异。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巧；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本，以兰所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案彼读此，足以释乖迂之劳。」

    竺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云：

    「余因闲暇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本，二百五十者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之於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二者，有以三一者，余分合，令事相从。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僧相聚会，悉受无戒，於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受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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