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武力，彼此各有所恃，又使东晋一朝上下游势力对峙的局面得以长久相持。本来是用于防御外敌的威慑力量，在内争中实际上起著作用，而且作用越来越大。

    东晋一朝门阀政治，通常是由两三家当权士族分据内外，相抗相维。表面看来，这只是荆、扬的地域条件形成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上下游两支由门阀士族支配的主要是流民组成的武装形成均势，互相制约使然。苏峻乱后的七十余年中，分据上下游的武装力量没有刀兵相见，使东晋社会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也使上下游的流民武装兔除了为士族门阀间的权力角逐而流血牺牲，这毕竟是一件颇有积极意义的事。

    孝武帝死后，随着纷坛政局的发展，上下游所分别依仗的流民武装北府兵和襄阳兵，纷纷从抗御外敌的前线直接转入内战，其领袖人物，上游是杨期，下游是刘牢之，都可以归入次等士族代表人物一类。他们本来分别统辖于长江上下游的藩镇，属于门阀士族武装。后来他们卷进内战，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想使自己脱离门阀士族附庸武装的地位，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但是数十年相沿的门阀政治束缚了他们的手脚，禁锢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摸索不到成功的道路，杨期终于成为门阀士族桓玄进入建康，代晋自立的垫脚石，刘牢之也被桓玄迫蹙至死。不过，他们失败的教训终于使刘裕聪明一些而获得成功，而刘裕的成功终归又是靠京口流民的力量。

    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刘宋前期，士族人物还凭藉历史遗留的优势地位，在相当的程度上干预和cāo纵政治。不过这种情况并不长久，越到后来就越不显著了。

    五 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

    世家大族和士族的存在，都是以大田庄为其物质基础。依靠宗族，大田庄经济比较容易形成，比较容易巩固，也比较容易持久。东汉大田庄经济状况，已有相当多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了。

    汉魏之际的大动乱，使北方本来是比较巩固的大田庄突遭破坏，普遍地发生了抛荒易主的情形。《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所谓“民人分散，土业无主”，《后汉书仲长统传》所谓“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等等，当是包括大田庄破坏情况而言的。等到大乱稍息，流民渐归，田庄主抢占土地，恢复产业，又形成了一股浪潮。荀悦《申鉴时事》所忧富人专封专地，主张“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就是针对这股浪潮而言。司马朗、仲长统、荀悦，都是其时农村产业变化的见证人。至于荀悦所俟的“制度”，依魏晋的实际而论，其内容不是遏止这一浪潮，而是寓承认于限制。

    乱后复起的大田庄主人，有些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但并不都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他们之中，有的成为魏晋士族中的旧族门户，有的就是所谓新出门户。我们可以从新野樊、庾二族的兴衰，大略窥见这种历史情况。

    《水经水注》谓新野樊氏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谓之凡亭陂。陂东有樊氏故宅。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新野庾氏代东汉国戚樊氏而兴，当是东汉末年大乱之后的事。《隶释》卷二有《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及《樊毅修华岳碑》，谓樊毅于灵帝光和元年至二年（178179）任弘农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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