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恭所遗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职则由刘牢之继任，亦在京口?。刺史不带都督，成为所谓“单车刺史”；而都督拥兵，北府之名专归都督所有。《晋书》卷一○○《孙恩传》谓谢琰以徐州刺史南讨孙恩，加督会稽五郡军事，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而同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则谓刘牢之奉朝廷命讨桓玄，“率北府文武屯冽洲”。这里，谢琰的“徐州文武”指刺史所部，刘牢之的“北府文武”指军府所部，两者是区别得很清楚的?。

    刘牢之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都督数州诸军事，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转变为独立力量的开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原来，刘牢之在王恭军府时，王恭虽然只有仰仗这支武力的支撑才能存在，然而他出于门阀士族的偏执，对刘牢之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刘牢之也自负才能，深怀耻恨。可是另一方面，王恭为了得刘牢之死力，又不得不屈尊与之拜为兄弟，甚至还在自己生死攸关的时刻，向刘牢之许下“事克即以卿为北府”的诺言。同时，司马元显派遣时为庐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将高素向刘牢之策反，其诺言也是：“事成，当即其（案指王恭）位号”。jiāo战双方都对刘牢之以北府相许，后来果然成为事实，说明时势如此，非刘牢之不能统率北府兵，非刘牢之不能发挥北府兵的作用。门阀士族垄断北府职任，并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门阀士族专兵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不过这还只能说北府兵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至于说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那还须要等待一个过程。

    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新近居位的刘牢之并不能自如地运用其北府统帅的权力。《刘牢之传》谓“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其时内有司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门阀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一朝据位的刘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这些障碍。刘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举措失常，一变再变，直到投降桓玄后桓玄以之为会稽太守时，才明白筹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势对自己极端不利。他说：“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但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广陵一江之隔，遂不可达，终于穷途自缢。刘牢之完全失败了。他败于政治而不是败于军事。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后来刘裕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并没有现成的北府兵可用，只有利用京口的条件另起炉灶?。

    值得注意的是，刘裕虽然起兵于北府，但是从义诸人除刘裕本人确知曾为孙无终司马、刘牢之参军外，其他人与昔日的北府有过直接关系的，恐怕不多。在南的北府旧将，已经被桓玄诛戮殆尽。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刘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胜利，未曾注意与刘裕共义之人并不是那些当年有疆场功勋的北府将领，而这一点对于刘裕以后的活动是相当重要的。

    《宋书》卷一○○沈约《上＜宋书＞表》，说到京口共义者刘毅、何无忌、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人，“志在兴复，情非造宋”。这就是说，他们参加起兵，目的只在于打倒桓玄，兴复晋室，而没有废晋自立，取代门阀政治的意图。甚至于打倒桓玄，主要也只是由于桓玄妨碍了他们仕进途辙的缘故。桓玄鄙视魏?之“不成令器”，又禁何无忌领小县，分见魏、何本传。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刘迈忌之而未见用。《晋书》卷九六《列女孟和妻周氏传》孟昶语妻周氏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造反）。”所以刘裕在逐桓玄、灭卢循、“兴复”东晋以后，为了“造宋”，还必须建立对北敌的疆场功勋，求取信于朝野，并于其中物色可以随同“造宋”的人物，才可以逐步完成晋宋禅代的准备。刘裕迟迟不敢称帝，必于灭南燕、灭谯纵、胜后秦以后始成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疆场功勋的刘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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