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全局说来，上下游的强藩尚未处置，司马道子的劣势还未真正扭转过来。《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载王恭抗表讨王国宝之言曰：“先帝暴崩，莫不惊号，而国宝■然，了无戚容，夜乃犯阙叩扉，求行jiān计，yù诈为遗诏，矫弄神器。”时王恭之弟王爽为侍中，拒之门外，王国宝遂不得逞。以其时内外形势度之，王国宝诈诏，不管是否涉及皇位继承问题，都会有处置强藩的目的。《桓玄传》桓玄说殷仲堪反对司马道子，所持理由之一即是：“若发诏征君为中书令，用殷（案为仲堪从兄，时为南蛮校尉，后来反对仲堪兴兵）为荆州，君何以处之？”矫诏以处置方伯，抢夺要冲，正是司马道子的当务之急。

    中枢与两藩的矛盾，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王国宝、王绪力主司马道子裁损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权。王恭等则缮甲勒兵，表请北伐，实际上是严阵以窥中枢之隙。隆安元年（397年）四月，王恭表列王国宝罪状，举兵入讨。

    王恭举兵，本与殷仲堪有约。在此之前，桓玄力主殷仲堪劝王恭“宜兴晋阳之师以内匡朝廷。己（殷）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为盟主。仆（桓）等亦皆投袂，当此无不响应”（《桓玄传》）。此时江陵、京口两藩，各有特点。京口王恭居元舅之尊，有久经征战的北府兵为之羽翼，所以望实俱重，朝廷畏惮。但王恭暗于事机，不娴兵略，而又自矜门第，与北府将不协。江陵殷仲堪以中诏超授得州，时人不以方伯相许，缺乏自重的条件。但荆州一旦与朝廷反目，可以聚集可观的军事力量：其一，荆州都督所部；其二，桓氏在荆州的故义；其三，由杨期率领的以襄阳为后方的流民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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