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的话本来是诉说迁洛的艰难，但实际上却说明了迁洛的代北人已经固着于中原土地之上，稳定于中原的农耕生活，这正是影响于民族融合各个方面的可靠基础。在文化习俗方面，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到南北朝后期也已经很显著了。

    南北朝后期，北方的某些鲜卑统治者和居高位的汉族士人，熟悉和仰慕江南文化，相当突出。《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记帝被逼禅位高洋时，“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案指该书《献帝纪赞》）”云云。这是鲜卑皇帝脱口能咏南方所出典籍之例。北士就更有甚焉。《颜氏家训文章》记北齐文士邢邵特重沈约，魏收则特重任。《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载“〔邢〕邵又曰：‘江南任防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邢、魏各以所宗江南文体非毁对方，甚至各有朋党。

    此一时期，南北政权互遣使节通好，至为频繁。双方皆妙选行人，必求容止可观，文学优瞻者始得充任。南来的北朝使节，皆为汉族高门人物，而非鲜卑子弟。这一方面的情况，《廿二史札记》卷一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条已详备言之。赵翼看到南北双方都借使命以增国光这一现象的突出，至于这一现象所反映的北方政权汉化的水平以及南北政权民族差别的逐渐泯灭，赵翼当然不甚了了。

    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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