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朝廷求九锡，谢安等延宕其事。七月，桓温死。

    自桓温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到简文帝临终遗诏，到桓温之死，其间一共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是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晋室不绝如线的一年半。我们归纳史实，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现象和问题：

    一皇权的最低点  皇位的一废一立，全凭桓温一言定局，被废的海西公无可奈何，被立的简文帝也无可奈何。简文帝手诏报桓温诛武陵王?之请中有言曰：“……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遗诏中有“君自取之”之语，是不足为奇的。皇权降至这样的低点，比半世纪前王敦兵入石头时晋元帝所作“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语时犹有过之。

    二门阀士族权力的最高点  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不是军事力量不够，不是皇室反抗，而是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藉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晋祚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键时刻士族纯粹以其联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

    三王、谢将执政柄  王、谢士族以其力抗桓温，挽救晋室之功，必将得到政治报偿。按东晋门阀政治的常规，孝武一朝政局的关键将cāo于王、谢之手，这一点是可以预料的。特别是陈郡谢氏，其门户中尚有人物可以承担这种任务，比太原王氏更有优势。

    四司马氏皇权或者振兴，或者消灭，不能原封不动  东晋皇权如此低落，继起的孝武帝如果不思振作之策，晋将不晋，可以断言。辅政的王、谢如果不走桓温的旧路，就应当帮助孝武帝振兴皇权，否则就不能维持各家士族的平衡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有比较稳定的门阀政治的继续。孝武帝即位在童稚之年，却一改简文帝玄风御世之习，讲《孝经》，览典籍，延儒士，这些都是谋求皇权振兴的迹象。促进皇权振兴的主要人物，是主政的陈郡谢氏谢安。太原王氏登用于朝的人物也不少，起着羽翼司马皇族的作用。王、谢二族的政治作为，是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继续。

    五道教势力参与政治活动  道教徒卢悚率众三百人，诈称海西公还，攻入建康殿庭，略取库兵一事，客观上增加了王谢抗拒桓温的效果。建康的内应是严重问题，所以桓温在事后还须赴京师严加究治。卢悚事震动宫省，影响很大，二十余年后的道教徒孙恩、卢循起事，与此不无关系。道教徒卢悚起兵，针对桓温：道教徒孙恩起兵，针对司马元显，各有所指，看来与门阀政治无涉。但是从东晋门阀政治的整体看来，这些都是低级士族反对当权门阀士族的一种行动方式，是东晋门阀政治面临的一种重大挑战。

    未了，我还要对桓温这样一个既有大功大勋，又是大jiān大慝的历史人物，说说自己的意见。

    对于桓温其人，史家见仁见智，议论很不相同。其一，主要从对晋室的忠jiān立论，贬斥桓温的个人野心。《晋书》以桓温与王敦二传同列一卷，即属于此。这种见解，历来支配史界，现在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其二，主要从民族斗争角度立论，着力褒奖桓温北伐业绩，而不介意其对晋室的态度。持这种见解的学者，现在比较多。其三，认为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这就是说，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其时北方民族关系混乱，民族兴起的潮流一浪接着一浪而来，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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