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颓废，连挥尘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任xìng方面变本加厉，麻醉自己。他们的表现又比元康时更为放dàng，可以说是“无德”之尤。就桓彝的经历和气质说来，他的表现本来不应如此。他其所以这样，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风雅、跻身名士来作解释。《晋书》卷四九立竹林七贤和江左八达专传于一卷之中，八达独桓彝不在内?，可见史臣对桓彝也是另眼看待的。

    八达以家世论，很不一致，如阮、羊出高门士族，光逸出寒门小吏。桓彝与谢鲲家世则皆介于两者之间，有相似处；但从立身处世看来，桓彝、谢鲲又颇不相同。谢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而以“胜情远概”?显名。桓彝则不然。他门资不足以致贵达，与王、马无渊源。其附庸风雅也不过是趋时尚，结名士而已，但这毕竟是不大可靠的。为久远的门户地位计，他只有留心时用，志在立功，才能找到上升的机会。所以《北堂书钞》卷六○引臧荣绪《晋书》谓桓彝以“莅官称职，名显朝廷”。跻于江左八达之列而又志在立功者，桓彝是唯一的人。看来桓彝初过江时多方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图自存，境况是颇为困难的。他过江即赞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也可视为他向琅邪王氏靠拢的一种姿态。

    桓彝的活动是相当成功的。他过江没有几年，东晋建国以后，据说就成为名士名臣。《晋书》卷六《明帝纪》：明帝为太子，“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同书卷四九《羊曼传》：“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

    但是，桓彝在东晋政治中真正发挥重大作用，还是在明帝平王敦之乱时。《桓彝传》：“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恃，引参密谋。”案《郗鉴传》，明帝即位，征郗鉴自合肥入都，“鉴遂与帝谋灭敦”。郗鉴之谋，据考即引流民帅以制王敦之事。桓彝亦于此时“引参密谋”，我认为与郗鉴所谋当即一事。谋而必密，除涉军机以外，当以王导在朝与王敦息息相通，所以不得不密。据《王敦传》，王导得知刘遐、苏峻军起，其信息辗转来自征北将军王邃而非得自京师，可证其谋甚密，京师并未走露风声。郗鉴以平王敦功封高平侯，桓彝则封万宁男，爵次于郗鉴。郗、桓二人都以此为契机，进入较高的政治层次，因而也改变着其家族在江左的地位。《桓彝传》彝以王敦嫌忌去官，过舆县，与舆令徐宁邂逅云云。《徐宁传》谓“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因造舆令徐宁。徐宁为东海郯人，东海徐氏南渡以后世居京口，刘宋徐羡之即徐宁之孙，而京口、广陵为流民集中之地。舆县在广陵左近，当多有流民帅出入。桓彝曾长期在江北为逡遒令，当然熟悉江北流民帅的情况。他以寻亲旧之名盘桓于广陵舆县，是否与他参预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有关，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目前还无从索证。

    桓彝既以立功受爵而提高了家族地位，又在苏峻之乱中死节而扩大了家族影响。我们知道，嵇绍、桓彝均以刑家之后而又死节司马朝廷，事迹相类而记载却一显一隐。本文钩稽分析桓彝事迹如此，或者可以补充史文之一角。

    （三）桓彝族单势孤

    王、庾渡江之时，兄弟辈人数众多，这是王、庾家族势力盛于江左的条件之一。桓彝南渡，族单势弱，与王、庾很不相同。

    桓彝南来时年近四十。桓彝既云“少孤”，则桓彝父桓颢当早死于中原。《桓彝传》称有“坟柏”在宣城之宛陵?，因求为宣城内史。所谓“坟柏”非父葬，应指母葬。我们可以推定，桓彝系侍母过江。彝死泾县，即葬其地。《桓温传》永和时温母死，温yù送葬宛陵，温母盖依彝母为茔。

    过江桓氏人物，据《世说人名谱》载，还有第九世与桓彝同辈的桓道恭：“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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