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机、云又分领父兵据于上游。终孙吴之世，陆氏三代为吴西境疆臣，镇上游，抗强魏，为朝廷所赖，而没有引起吴国内部的荆扬之争，象东晋所发生的那样。

    上下游的关系在东晋与在孙吴之时如此不同，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东晋士族力量远远超过孙吴士族力量，而东晋皇权又远远弱于孙吴皇权。这种情形一目了然，无待申论。原因之二，是东晋时江州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孙吴之时，基本上能够支撑荆州并维持上游地区相对独立的需要；而且梁州基本上在东晋之手，足以从北方屏蔽上游。这一点须略作说明如下。

    东晋时的江州，具有多方面的重要xìng。据《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商旅继路，刘胤为刺史，“大殖财货，商贩百万。”江州地境辽阔，兼括今江西、福建之地，农业渐趋发达，粮谷充实。《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到东晋仓储时说：“其仓，……在外有豫章仓（案在今江西南昌）、钓矶仓（案在今江西都昌）、钱塘仓（案在今浙江杭州），并是大贮备之处。”《通鉴》宋孝建元年一月胡注：钩圻（案当即钓矶）米，南江（案即赣江）之运所积也。”豫章、钓矶二仓得比于盛产粮食地区的钱塘仓，可见江州粮储之富。苏峻乱后，刘胤传谓“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据《晋书》卷七五《王述传》，王述谏阻庾翼移镇乐乡之议，亦曰：大军如屯驻乐乡，则“江州当溯流数千，供继军府。”这就是说，江州运漕既要资给下游建康，还要供应上游军食。回顾孙吴时期，孙?于甘露元年（265年）由建业“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的情况，可知东晋的江州已大不相同了。

    江州多流民，丰粮谷，又居荆、扬之间的军事要冲，地位非常重要。所以《通鉴》宋孝建元年说其地“甲兵所聚”，《桓冲传》说它是“一任之要”，《刘胤传》则说是“国之南藩，要害之地”。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因此，当庾亮自豫州徙驻荆州以后，他与王导之间争夺对江州控制权的斗争，就成为政局的焦点所在。江州的争夺，肯定是在激烈地而又并不大事声张地进行着，史籍上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我们只有从各种迹象中钩沉索隐，才得以约略窥见庾、王关于江州争夺事件的梗概。

    ? 《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南豫州条：“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

    ? 江州刺史一度与军府分离而治豫章，是例外。军府所在虽也有时因战争的 需要而北移，但三州的重心始终在长江沿岸。

    ? 东晋时沿江亦置烽火楼。《通鉴》咸和三年五月丙辰，苏峻在石头，“登烽火楼，望见（陶侃、温峤）士众之盛，有惧色。”《六朝事迹编类》“烽火楼”条引杨修之诗注曰：“沿江筑台，以举烽燧，自建康至江陵五千七百里，有警半日而达。”建康、石头有烽火楼，见《金楼子》卷一《箴戒》及《南史》卷八○《侯景传》。

    ? 《文选》卷五三陆机《辨亡论》。

    ?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三  庾、王江州之争

    咸和四年（329年）庾亮初镇芜湖时，《庾亮传》记其官守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成帝纪》所记，于都督以下脱豫州二字。《通鉴》略同本传。胡注对都督诸军事的地境作出了解释。我们把胡三省的解释，加标点表示如下：“豫州、扬州之江西：淮南、庐江、戈阳、安丰、历阳等郡也。宣城郡属扬州。”这就是说，庾亮都督范围包括侨立的豫州，也包括扬州的江西诸郡以及扬州江东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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