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在应否追赠周札的问题上，这种矛盾一度表现得很尖锐。

    义兴周氏是有名的“江东之豪”。王敦首逆，周札都督石头诸军事，开门应敦，使晋军败绩。王敦出于疑忌，又族灭周氏。王敦事平，周氏故吏讼周氏之冤，请加追赠，引起朝廷激烈争论，其意见备见《晋书》卷五八周札、卷六七郗鉴诸传。卞壶以札开门延敌，不宜追谥。王导认为“札开石头，忠存社稷，义在忘生”，与谯王无忌、周、戴渊等死难之臣一样，合乎人臣之节，应一例追赠，不应厚彼薄此。显然，王导是袒护王敦的。

    都鉴议同卞壶，而与王导针锋相对。他说：“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由于王氏权重，朝廷竟从导议，而卞、郗之议不行。这场尖锐的论战，说明其时郗鉴、王导关系并不和谐，虽然这还不是当时政局的关键所在。

    东晋政局，成帝即位（太宁三年，325年）后为之一变。成帝冲幼，王导、卞壶、郗鉴、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遗诏辅政。接着，庾后（庾亮妹，成帝太后）临朝称制，庾亮居帝舅之尊，地位迅速上升，政之大要，皆决于亮。朝廷立即出现了庾亮与王导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都鉴处于这一矛盾之间，力求抑制矛盾的发展，起稳定时局的作用。

    庾、王家族，早先在元帝、明帝时共同利益尚多，矛盾本来并不显著。元帝过江后未即帝位以前，有用申、韩以张皇权之意。《晋书》卷四九《阮孚传》：孚“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案元帝为安东将军，在永嘉元年七月至五年五月（307311）。据《元帝纪》，其时“王敦、王导、周、刁协并为腹心股肱”，所以“用申、韩”并非特意针对琅邪王氏。《晋书》卷七三《庾亮传》：“时〔元〕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其时已在建武、太兴之际，王氏坐大，庾氏有此谏，足见王、庾之间尚得相安。后来王敦有意称兵，深忌庾亮而外崇重之，庾亮忧惧去官，旋复参与平乱。尽管如此，庾亮与王导尚无特殊冲突发生。

    明帝经历了王敦之乱的剧烈震动，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太平御览》卷五九三引《语林》：“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与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日不能见王公。”案裴启着《语林》，成书时上距明帝才四十来年，所载掌故多可信。即令情节有违，要当为其时人对王、庾关系观感的反映。明帝成年在位，“潜谋独断”（《明帝纪》），虽袒庾而不纵庾，庾、王之间还不具备公开进行倾轧的政治气候。

    到了成帝之时，母后称制，庾氏坐大，情况就不一样了。《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史臣曰：“牙尺垂训，帝念深于负芒。”《晋书》卷三二《后妃传》（下）赞曰：“持尺威帝”。案《困学纪闻》卷一三引殷芸《小说》：“诸庾诛南顿王宗，帝问‘南顿何在？’对曰：‘党〔苏〕峻作贼，已诛。’帝知非党，曰：‘言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帝无言，惟张目熟视。”《成帝纪》记此事略同，惟不言牙尺打头。南顿王宗被杀在咸和元年（326年）十月，时成帝始六岁。虽然庾后于三年三月即死，但庾氏兄弟羽翼已成，权势在握，其锋芒所及，除排抑宗室?以外，主要是针对盘根错节的王导。所以成帝即位后，庾、王倾轧就立即公开化了。

    原来受遗诏抚政的七人当中，卞壶以忠直闻，与庾亮对直省中，共参机要。首先起来约束以司徒录尚书事的王导的，就是卞壶。《晋书》卷七○《卞壶传》云：“〔明〕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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