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回溯到几万年以前[a6]。以上所有的差异导致，在特定的情况下，丹麦人面对风险与不确定xìng时的反应，与比利时人完全不同。在霍夫斯泰德的所有维度中，最有趣的一个就是被他称为“权利距离指数”的维度，简称PDI。

    权利距离指数具体而言，就是一种特定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为了测量它，霍斯德曾经做出如下问答：“在你的经历中，你遇到过多少次‘雇员因害怕权威而不敢对管理人员表达不同意见’的事情？”究竟需要做哪些事情“才可以让组织和机构里相对没有太多权利的人接受并认同不平等的权利分配”？“那些资深的雇员受到怎样的尊重与敬畏”？“是否拥有权力就被授予了某些特权呢？”霍夫斯泰德在他的经典著作《文化的结论》里指出，在低权利距离指数的国家里，权利会让拥有它的人感到尴尬，并且他们始终都试图低调行事。我曾经听说过一位瑞典（低PDI国家）的大学官员说，为了有效的行使权力，他曾经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没有任何官威。领导们有时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官方的身份，而强调他们自然身份。在澳大利亚（低PDI国家），众所周知，总理布鲁诺有时会开着路面电车去上班。在1974年，我曾亲眼看见，荷兰（低PDI国家）总理Joop在葡萄牙度假期间，仅仅开着他的摩托房车停在一个露营地里休息。在高PDI国家，如比利时或者是葡萄牙，发生在有权阶层的事却大相径庭。霍夫斯泰德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案例，几年前他曾经选取了同一行业内规模大致相同的德国和法国两家工厂进行比较，在法国工厂，管理人员的数量占全体员工的26％，并被授予具体的职务。而在德国工厂，管理人员的数量只占全体员工的16%，另外，法国工厂付给管理人员的工资要普遍高于德国工厂。

    可以想象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结果将对飞行领域的人们产生怎样重大的影响。我们究竟需要在舒缓语气或团队协作方面做出怎样的努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降低驾驶舱内的权利距离指数。霍夫斯泰德关于权利距离的提问－“在你的经历中，你遇到过多少次‘雇员因害怕权威而不敢对管理人员表达不同意见’的事情？”对于飞行专家来说，在问到副驾如何同机长进行沟通时，这是个非常合适的问题。并且霍夫斯泰德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任何一位飞行专家从未提出的问题。那就是：文化的权利距离指数决定了飞行员是否能够说服自己去发表自己的见解。怀特瓦特也提到了这一点，肯尼迪机场空管员的威慑无法影响任何一位美国人，因为美国是个低权利距离指数国家。当他们感到有压力时，他们就会对抗。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同空管员同样重要，但是那个国家的权利距离指数最高呢？哥lún比亚。鉴于阿维安卡事件，心理学家罗伯特荷蒙比任何人都更加强调飞机失事原因中文化因素的重要xìng，在研究对比了一系列事故后，他写下了大量的分析资料。霍夫斯泰德指出，每种文化都对阶层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法国人的权利距离指数是德国人权利距离指数的两倍。他们对权利阶层的期望和支持同德国完全不同。

    如果不考虑克鲁兹国籍对此事件的影响，那么你无法理解他的行为。那天他所处的困境，也是所有敬畏权威的人士将会面临的困境。荷蒙写道：哥lún比亚属于高权力距离指数国家，在高权力距离指数文化里，如果机长没有做出意料中应有的明确决策，副驾会有很难堪的感觉。第一飞行员和第二飞行员都可能在等待机长做出决策，但是谁都没有向机长提出建议。克鲁兹认为自己是下属。处理危机不是他的工作职责。而是机长的职责，并且机长很疲惫，也一直没有讲话。然后就是那位掌握支配权的肯尼迪空管员指令飞机转来转去。克鲁兹试图向他传达他们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的信息。但是却使用了下级对上级说话的语气。但空管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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