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然是‘有尊严地饿死’”。暂不说他们花了多少年苦心经营，和那些基督同行们相比，他们的收入“少得可怜”。莫里斯詹克洛出生于1902年，经济大萧条开始时，他刚结婚不久，刚买了一辆新车，刚搬到皇后区，他把全部赌注都押在撰写商业法律文件上，但他的时机实在是糟糕透了。

    “他打算大赚一笔，”莫特詹克洛讲到他的父亲时说，“但是经济大萧条将扼杀了他的致富梦，他没有一点储蓄，也没有可以求助的人。从那时起，他变成了一个完全书记式的律师。打那以后，他没有勇气再冒险，他受够了。我父亲曾经因为25美元出让了自己的法律文案的所有权。他有一个在牙买加储蓄银行工作的朋友，他的这位朋友经常照顾我父亲一些生意。为了25美元，我父亲放弃文案的所有权，为此他几乎要自杀。就是为了25美金！”

    “我还记得有天早上，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一块商量，”詹克洛接着说，“他对她说，‘我现在只有1美元75美分，我坐巴士需要10美分，坐地铁需要10美分，买三明治需要花15美分’，然后他把剩下的给了我母亲。他们是那样窘迫。”

    3．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看他们的经历与同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莫特詹克洛有什么异同。

    看一下下面的图表。这张图表显示了美国从1910年至1950年的出生率。在1915年，几乎有300万的新生儿，到了1935年，新生儿的数目降到60万，又过了15年，新生儿的数目又重回到300万。更确切地说，每1 000个美国人中，就有29.5个婴儿出生于1915年；18.7个婴儿出生于1935年；24.1个婴儿出生于1950年。20世纪30年代因此被称为“出生低谷”。为了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度过困境，美国的许多家庭都不要孩子，结果是，那10年出生的一代人在数量上比在他们之前出生及在他们之后出生的人显著减少。

    经济学家H斯科特戈登（H. Scott Gordon）曾经这样描述出生在那一时期的人的专有待遇：

    当他第一次睁开双眼时，他看见的是宽敞的医院，之前的一个出生高峰，使这里一切设施应有尽有。医院里的医护人员时间宽裕，他们没什么事可做，在下一个出生高峰来临之前，他们可以安然度过这段短暂的平静期。当他到了上学的年龄，高大的教学楼伫立在那里等着他，很多老师张开双臂欢迎他。到了高中，篮球队虽然不如以前的篮球队打得好，但是此时在体育馆里活动不再是一件难事。大学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场所，班里和宿舍空间很大，咖啡厅人也不多，教授能够殷切教导。接下来，他跻身职业生涯，此时的应聘者很少，而公司对人才有很高的需求，因为在他之后，涌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构成了强大的商品和服务需求，这使得公司能够扩大现在的人才需求。

    在纽约，3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数很少，以至于在学校，一个班级的人数，还不超过25年前的一半。

    学校很新，它是为之前生于出生高峰的那一代人建造的。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学校老师们的工作被看成是地位很高的一份工作。

    “在20世纪40年代，纽约市公立学校曾被认为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学校，”曾经写过大量的纽约教育史的纽约大学教授戴安罗维奇（Diane Ravitch）说，“这些三四十年代的教育工作者，在另外的时代另外的地方可能就能成为大学教授。他们才华横溢，但是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职位，在公立机构教学是他们所能接受的工作，因为这很安全，有养老金，而且不会下岗。”

    这样的态势使得那一代人去上大学时也受益，例如特德弗雷德曼（Ted Frie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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