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就有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想法，而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guó mín dǎng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局势，使他的这种想法又逐渐化为实际的行动。但他认为与其亮出旗帜大张旗鼓地逼蒋下野，还不如默不做声地坐观其变。当然，他认为最好的结局是蒋介石自己感到实在混不下去了，亲自出面请他上台。因此，他就像当年屈居曹cāo手下刘备一样故意做出一副没有野心的样子，过着表面看来与世无争的平和的生活。

    黄绍

    沈 醉

    1949年2月，蒋介石回到溪口。

    而此时的蒋介石确实也感到有些独木难支，他不能不正视无情的现实：东北、平津、徐蚌彻底失败之后，他极有可能在外有美国、内有中共及其解放军的双重压力下，被党政军中的反对派轰下台去。与其不久的将来出现那种悲惨的结局，还不如从现在起就主动下毛毛雨，做到进退有据。因而他也有请李宗仁出山的念头，但他自己亲自出面和吴忠信的游说，都被李宗仁拒绝。

    当年被孙权召亲的刘备能够在金陵有所为，是因为在荆州的关云长、张飞、赵云以及军师诸葛亮的努力。而此时的李宗仁能够在南京不动声色，主要也是因为有那位坐镇武汉的桂系大将白崇禧。而白崇禧也真就不负李宗仁所望，给蒋介石造成了不少的麻烦和障碍，最终促成了蒋介石的下野，以致于蒋介石在审定发表元旦文告时破口大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这句话中的其人，指的就是白崇禧，某一派系指的就是桂系。

    “代总统”李宗仁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引退”，就蒋介石而言，“引退”这个字眼用得实在是好，为他日后复出先行埋好了伏笔，而李宗仁则认为只要取得了合乎“宪法”规定的地位，他自己就有办法。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了。1月22日，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但李宗仁这个代理总统做得实在窝囊，由于蒋介石下野之初已经做好了全盘人事准备，也就是说蒋介石的人事棋局全部摆好，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公”位，让李宗仁坐进去。所以李宗仁上台之初，很快发现自己是个“代而无人理”的总统，他发出的命令根本无人服从。例如他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示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已被蒋介石囚禁10多年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顾祝同则把释放张、杨一事推到台湾省主席陈诚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身上，李宗仁只得再打电报给陈诚和张群，让他们负责办理此事。陈诚对李宗仁派去的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让别人过问，所以我也就不闻不问，但是，你如果要到新竹去看张学良，我可以派人派车护送你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蒋介石的命令，释放张学良根本就没有可能，程思远无奈，只好回去向李宗仁复命。

    这个时候的李宗仁实际上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下台后的蒋介石仍在暗中指挥一切，军事上，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所有作战和军队调动事宜，汤恩伯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根本不买李宗仁的账；行政上，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对手孙科把持着行政院，事事与李宗仁作对、为难；财政上，蒋介石更下令把储存在南京、上海等地的黄金、白银和所有的外汇，统统运到台湾，弄得南京政府职员工资都成了问题。

    蒋介石还给李宗仁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在他的授意下，孙科于2月4日擅自下令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竟对此一无所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把行政院迁到广州，还派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陈立夫到处活动，许愿立法委员只要愿意去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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