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头去尾，丢三落四，就闹不清哪儿是哪儿了。

    比如说，“说少奇同志有圈圈，是错误的说法”，变成了“少奇有圈圈，是错误的”。

    比如说，“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变成了“对呀，财经会上，就是批评‘圈圈’，毛主席支持财经会议，提出要消灭‘圈圈’”。

    总之，各种传闻，各种消息，有从这里来的，有从那里来的，有从东边来的，有从西边来的，正面一qiāng，反面一棒，斜刺里又来一棍，这就乱了。

    当然，从辩证的观点看来，乱也有乱的好处。什么说法都有，人们就可以“自由”选择，“各取所需”，就像吃一顿“思想自助餐”。这就可以检验人们的思想，检验人们的情cāo，检验人们的信念，检验人们的道德，检验人们的灵魂，也检验人们的“鼻子”识别能力。在鉴别中觉得这个对的，就跑过来了，觉得那个对的，就跑过去了。越听越觉得自己对的，就更加坚定起来；越听越胡涂的，就缩回去，退出了。无论坚持哪种意见，都能从纷纭的“众说”中找到根据，都有继续坚持干下去的充足理由，理既直，气就壮。一次再次，时间长了，“日久见人心”，是钢是铁，自会分明。这就叫历史的筛选。

    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饶漱石也在坚持着。他们就会内会外发生的情况，jiāo换了意见。

    他们共同的看法是：抓住这次会的时机，以新税制为突破口，突出路线斗争问题，明批薄，暗shè刘，这些都是很对的，效果也很不错，弄得周恩来都无法收场，下不来台。虽然在政治局会上，毛主席的脸色不大好看，但那是因为大家都在场，面对面，毛主席不得不那样做。可见，有毛主席在场的时候，不能搞得太急，太过，这是一条经验。在公开场合，在大庭广众之中，有些人说点冠冕堂皇的话，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人，不过就那么回事。

    他们认为：总的来看，这次会是初试锋芒，初显身手，成绩不错。事实证明，有利条件很多，余地很大，大有可为。结合人们自身的利益，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xìng，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已经得到事实的证明，以后还要坚持这样做。

    他们约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9月就要召开，中央的意图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这很好，总结经验，咱们还是抓两条路线，抓反右倾。刘少奇就怕反右。财经会上咱们是“批薄shè刘”，组织工作会就来个“讨安伐刘”。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亲信，得狠狠整整他，就像对薄一波那样。

    财经会议结束十天以后的一个下午，秘书报告饶漱石，高岗来电话了。

    饶漱石拿起电话说，我正找你，哪儿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你哪儿去了。

    高岗说，我出去办了些事，你快到我家来一趟。

    饶漱石旋风般地到了高岗家。高岗告诉饶漱石：

    可靠消息，中央书记处提出，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考虑采用苏联那种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可以考虑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这可是一个大好时机！我就为这事跑，跑了好几处。罗瑞卿那里，陈云那里，我都跑了，还有几处。

    最大的妨碍还是刘少奇、周恩来，主要是刘少奇。因此，我向他们讲，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应该修改。决议中说，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这不对头嘛，需要重新做结论。说刘少奇代表白区那倒可以。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咱们都是红区的。你看，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几乎都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红区的党”的干部有多少？既然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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