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办收缴总局之外，另设士绅办理的收缴总局。这是挺有人情味的一招，让那些一见官吏即打哆嗦的小民百姓，可以隔过衙门呈缴自首。不过其反面透露的信息更值得我们注意：这是民怕官的社会，而大清现在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官怕民的社会，两种社会体制的优劣，将在不久的将来，用战争来证明。

    林钦差所搞的这一切，可谓是鸦片大革命运动。因为互保株连、奖励揭密，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动静一般都很大，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这场禁烟运动的涉及面。按林公所言，那是“一人之瘾，众人断之”。至于成效，最好用数字来说明。截止到5月12日，两月的运动，捕获吸dú、兴贩者1600名，收缴烟土烟膏461526两，烟qiāng42741杆，烟锅212口。到底有多少人因此先富起来，或者干部级别提拨了，查不到资料。

    大革命过程中，也有说风凉话的。比如穆彰阿，认为对于吸食及贩卖者治罪过重；他还认为收缴烟膏烟具，是地方官意在邀功，希图塞职。前一个风凉话道光没听，后一个风凉话道光听了，于4月16日下旨：“嗣后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我们不能因为林则徐被奉做了民族英雄，就把所有与他意见不一的官员想当然地定xìng为坏蛋。不得不承认，林公的戒烟条款有峻急的一面。不得不承认，收缴烟膏烟具，可能会沦为形式主义。

    这一点，连林则徐的爱国伙伴、禁烟战友邓廷桢都早就看透了。林则徐在湖广任上，曾大缴民间烟qiāng烟具，事情传到广州，两广总督邓廷桢曾指着几案上的水盅对梁廷说：“譬如禁茶，茶碗收尽，还可以以这个水盅为饮具，尽绝吸食鸦片，只收缴烟具根本不是办法。”（梁廷：《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当然，当林公与邓公结成战略伙伴后，后者就不会说此种风凉话了，相反，两个人同甘共苦，结下了生死情谊。同在流放期间，更是相濡以沫，互相安慰。据史家研究，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jiāo易：林则徐在越华书院召集几百名学士搞过不具名的民意测验，叫大家填报与鸦片有干系的人等。测验结束，士子们普遍反映鸦片的泛滥乃水师包庇所致，林则徐遂准备拿水师总兵韩肇庆以下一千人开刀以平民愤，结果邓廷桢出场了。与林公密谈的结果，原准备处以死罪的韩肇庆被处以革职。邓廷桢包庇韩总兵，林则徐又包庇邓廷桢，这一点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也承认，韩肇庆“终以邓廷桢所保，不能尽正其罪”。

    有中国学者隐约透露，这时的广州百姓正流行给邓廷桢编民谣呢，就跟现在的手机短信似的，或者说比手机短信还可恶，直接写到了总督衙门的墙上，说什么“禹域虽广地却贫，邓公仗钺东海滨，终日纵吏勤网捕，不分良莠皆成擒。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行看莺粟禁绝日，天网恢恢早及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还说什么“何时钟室诛韩信，自昔铜山属邓通”。（梁廷：《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按中国传统，跟领导这样玩，怎么着也叫诽谤，邓廷桢把它叫“无根讪谤”，杨国桢先生更进一步，称其为“恶意诽谤”（似乎这个世界上还有“善意诽谤”呢）。后来，随着林、邓禁烟斗争的开展，这种手机短信传得更加热闹，邓廷桢没有办法，只好上报道光。说自己禁烟太严，不利于吸食者云云。道光下发上谕，追查编造歌谣之人。邓廷桢又不好意思为了这个搞文字狱，最后不了了之。直到今天，邓廷桢在广东任上是否参与了鸦片走私与分肥，还是个稀里糊涂的事，大家也不好意思跟林则徐的革命战友较真儿，否则动机不纯不说，还有恶意诽谤之嫌。

    对于林、邓的严禁，特别是林则徐利用广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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