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处多多，既收获粮食，还收获顺民（也就是老子所谓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而商业，则坏处大大的，既损耗财富，还影响社会风化和儒家的德治建设。所以政府眼里，商股多贱名，华侨多无赖。这种思想反映到外jiāo上，只能是闭关锁国了。

    那边厢的放任自由主义和这边厢的闭关锁国

    英国15世纪至17世纪流行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包含的理念大致是：一国的财富必然包括贵金属金、银等，财富就是金银；自己若没有贵金属矿场，就得通过贸易来获得；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出口必须超过进口。

    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英国人开始了海外探险，开始了海外殖民与海外贸易，并在对外贸易中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更不断地出现伊丽莎白一世那样扶持海盗贸易的国家执政者，政府甚至长期执行了限制进口、奖励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结果当然是很好的，在政府的保护下，英国的工商业阶层迅速成长，英国国力也迅速增强，英国先是击败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后是击败“海上马车夫”荷兰，再后来，把欧洲王牌强国法国打服贴，由一个蕞尔岛国，演变成了欧洲强国。这个时候，重商主义对英国工商业者来讲，似乎有些束缚手脚了，他们需要更广阔的天地，需要更自由的政策以施展自己的拳脚！

    有需要，就有诞生。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这是shè向重商主义的第一支利箭，更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首乐章，西方学者认为它的地位不亚于同年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书，称它为“产业自由宣言书”。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否定了重商主义理论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论证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与最宽松的状态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对个人利益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乃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鼓励竞争，他说，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奋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相竞争。

    亚当斯密的理论支撑下，英国走向了放任的自由贸易。正是在这种理念支撑下，英国屡屡来叩中国的大门。问题是，大清的经济理念正好与英国相反，实践当然也反着来了。清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规定，片帆不得入海，违者置重典。一俟政局稳定，三藩解决，郑家台湾政权覆没，康熙就解了海禁，开了四个通商口岸，这种有限开放，乃是基于康熙对外洋之国的戒心，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对国内商人更是深怀戒心，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航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对于出洋水手、客商，统统实行挂牌治理腰牌上明刻姓名、年貌、籍贯，以便于海关随时查阅。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最憎恨的不是外人，而是出外的中国人，他们才是中国封建政府最危险的敌人。雍正也明确表示，外出经商者都不是好东西：“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人益众矣。嗣后应定期限，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也不许令其复回。”有鉴于此，政府规定：无官照不得出海；出海必三年内回返，否则开除大清国籍；出洋之船不得超载，500石以上都叫超载；船上用人不得超过28名，超过28名就叫政府起疑；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把……看看这些措施，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英国商船都携pào走天下了，我们则只让带28把斧头！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