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通，湖北随城人，出生于一九七八年冬天，具我母亲说，七八年那年闹冬灾，暴雪足足下了一个星期，村里大部分的房顶都被压塌了，甚至还出过人命，幸好他们刚结婚一年多，家里的两间土胚房还算是新房，所以才辛免于难。

    不过他们那会儿最担心的还是我，那时候我出生不到三天，带着一块裹体棉布和擦身的草纸，上称后才三斤二两，那时候医疗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我出生后当天就回到了家里。

    娶妻生子本就是一件大喜事，可回到村里后，族中的长辈和左邻右舍纷纷摇头表示：这孩子太瘦弱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婴儿，甚至还没有吃饭用的筷子长，可能都撑不过一个星期，我妈听后哭红了眼睛。

    由于早产的原因在头三天里我基本上没有吃过一口奶，全靠母亲用筷子沾着奶水滴进嘴里，才勉强活了下来，在父母细心照料下，情况日益好转，我渐渐长大。

    九四年又是冬季，那年我刚满十六，镇上的武装部和村委会组织动员青年报名参军，父亲作为一个老革命军人对部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早早的替我报了名，虽然我是独子，而我母亲又强烈反对，但我还是听了父亲的话参军去了，这一去就是八年。

    我参军的地方属于某地边境，虽不是战乱纷飞但经常参加一些军事任务，危险还是有的。在这八年里我一直平平淡淡，无功也无过，但我记得在我参军第五年时被一封电报拍回了家，那是我二伯家的大儿子，我的堂哥周文突然离世，这件事也是整个故事的开始。

    二零零二年华夏进入高速发展时代，也是这一年冬天，我光荣的转业了，本着为祖国减轻负担的想法，我选择了自主择业，拿着用八年青春换来的五万块退伍费我回到了家里，这一年，我二十四，本命年！

    看到这，有人会觉得当兵八年才换来五万块可能有些少，不过那时候物价低，一线城市的房价才不过一千五六，而我所在的随城，市中心买一套百平方米的居房不过才八九万块钱而已。当然，依法参军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个东西看你怎么理解了，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效力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这年冬天也是我成年后在家过得头一个春节。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父母自然要为我的终身大事操心，而我那时候处于感情低估状态，也没有心思谈儿女情长。过完年后，我就去了趟西安，第一，是见见老战友，第二，也是想来考察下项目。

    第一次创业，我尝到了挫败感，可能和社会脱节太久，也许是文化水平太低，我完全融入不到这个“圈子”里，临近春节我回到了家里，那时候我口袋里也仅剩下了一百三十七块。

    可能知道自己不是当老板的料子，我去了镇里的采矿场上班，在这里不需要文聘，也不需要头脑，而我要做的就是把一车车矿石丢进一个巨大的电动粉碎机里。

    就这样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年，这一年我已经二十八进入二十九岁之列，未婚的我居然感到了中年危机。

    我这个年纪在农村来说已经是超大青年，偶尔我也和父母玩笑说：虽然我做不到村里第一个结婚的，可是我能做最后一个啊？

    二零零七年初，跟着村里南下打工的浪潮我来到了广东，有着先天优势的我很快便找到了一份安保工作，月薪五千，包住不包吃还是个小主管，手下管着百十号人，可以说我这份工作在那个时候是很多人都羡慕不来的。

    不过我做了不到一个月便辞职，原因是工资太低，当然，这只是我找的借口而已，其中道道我也不想在这里细说。

    随后经老乡介绍，我进了汽车站，同样还是内保，虽然工资低了很多，不过这里的工作环境很舒心，我便留了下来。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我这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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