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刑千户谭文是东厂中的二号人物，他心思缜密，处事果决，亲自指挥过多次对要犯和朝廷大员的抓捕，向来深得丘聚的器重。他首先对两封信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属下相信，六万两绝对是个连玉皇大帝也无法拒绝的数字。它能使刘太监对杨一清不计前嫌，也足够让他和李梦阳化敌为友。但我大明官俸之微薄，为历朝历代之最。杨一清官居二品，每月俸禄不过六十一石。李梦阳一个五品官儿，更是只有十六石。这点可怜巴巴的俸禄，说得难听一点，还没咱们东厂的番子办一个案子收的孝敬钱多。杨、李二人哪来这么多的银子往上送我看信中所述，未免夸大其词。厂公不可不察。”

    谭文的担忧不无道理。当时官员的生活过得多半都很拮据，监察官们对贪污公款的问题又盯得很紧。要攒齐六万两，除非杨一清和李梦阳一年到头坚持不懈地去劫运钞车。

    首先，明朝的薪俸标准本来制定得就很低。其次，在发放的过程中，还会经常拖欠或者变相克扣。

    拿宋朝来比较，宋朝官员的俸禄主要是以现金形式发放，兼以米粮。此外，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各类日常用品，全部都有相应的补贴。到了明朝，俸禄主要以米粮的形式发放。随着朝廷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粮食开始被折算成银两发给官员，称为“折色”。但这种“折色”要远低于市场价。也就是说，李梦阳每月的十六石俸禄，到手的可能只有八石，另外八石被折合成银两，但这些银两在市面上只能买到两石粮食。

    折合成银子还好，有时官员的俸禄会被折合成香料等极不实用的东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于是倒逼出一种风气：官员们出门前都玩命儿地往自己身上撒香粉，撒的时候还要唱着“香香歌”。若是在这时，家中妻妾投来鄙夷的眼光，他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回击：“女人家家的，看什么看！塑料直男撒点香粉有什么好看的！这些都是人家的血汗，是人家俸禄换来的。人家偏要撒！人家当然要撒！人家就要让自己香香的！”

    再到后来，香料也没有了。俸禄的相当一部分都以大明宝钞的形式兑现。这种纸币由宝钞提举司印制，发行于明太祖洪武八年，上书“大明通行宝钞”的字样，大小跟今天的a4纸非常接近。它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贬值，到了正德年间，几乎跟废纸没什么两样。民间再度使用金、银和铜钱作为货币，大明宝钞名存实亡。官员们拿到这样的“俸禄”，简直要怀念之前用香料的日子了。

    被克扣后的俸禄，供养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都十分勉强，再要应付官场中的人情往来，就万万不够了。这样便催生了一系列不成文的规定：地方官向民间征收各种附加税，以此作为自己的收入。京官中有一些位高权重的，可以定期收到地方官馈赠的财物，用来填补开支。还有一些收不到馈赠的呢？毫不夸张地说，李梦阳经常哼的那首歌——“手里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便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听了谭文的话，丘聚不禁冷笑：“你也知道连你手下的番子都会收别人的孝敬钱？他杨一清经营陕西边防这么些年，难道就没攒下一些家私？

    “不过若是仅仅靠下属的馈赠，要筹集六万两也难于上青天。但有一点你可能不大清楚。以往各朝各代，朝廷都允许地方官占有一定的官家田产，称作‘职田’。经营职田所获的收益往往不菲。我朝开朝以后，地方官员的职田被尽数收回，但唯独允许边防将领保留职田。

    “向来说‘关中之地，沃野千里’。杨一清久在陕西，如果想从职田中抽银子，五六万两还是办得到的。李梦阳的一万两想必也是杨一清资助的吧。再说，刘瑾的亲笔信就摆在这里，白纸黑字，无可辩驳。”

    “话虽如此，可属下觉得这两封信来路蹊跷，内容骇人听闻，到底是疑点重重呀。”谭文仍然坚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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