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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玉林走私集团尚未举事就被官军以雷霆之势迅速剿灭，战后官军不仅在黄玉林的阳罗镇基地搜出大量的私盐、金银及粮食，虽然其中免不了会被官军私吞掉一部分。

    缴获的私盐会全部贴上湖广盐运司的封条，由运司来处理，至于岛上的粮食与金银熊文灿心中也有主张。

    虽然身为五省军务总理，兵部也有调令命左良玉归熊文灿管辖，但左良玉的骄横仍极大的触怒了熊文灿。

    熊文灿思来想去左良玉不服从调遣无非是依仗兵强马壮，朝廷又有求于他，而他刚刚上任，手上并无任何兵力，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组建一支强军。

    陕西巡抚孙传庭亲手训练的秦军给了熊文灿很大的启发，而他的前任五省军务总理卢象升也有一支精锐的官军天雄军，他准备上奏皇上以赵光霁的燕山卫为班底组建鄂军。

    正好此次阳罗大捷共俘虏了黄玉林的手下六千余人，熊文灿打算从俘虏中挑选精壮的反贼两千五百人与燕山卫混编，以千人为一营，共组建五个营。

    除了缴获的财物之外，黄玉林在黄梅县还有大量的田地，总计有上百顷的良田，主要是位于阳罗、蓝溪两处的湖田。

    朱桓受封纪王时朝廷曾经赏赐一百顷田地，但湖广的田地早已被当地的豪强、宗室侵占，哪还有无主之地？单单是天启七年朝廷赐封惠王、桂王，每人赏赐三万顷田地。所以当朱桓得知黄玉林在黄梅县占有大量田地时向朝廷请求将黄玉林名下的田地赏赐于他。

    为此朱桓专门写了一封奏折呈给崇祯，除了向崇祯请求赏赐田地之外，还在奏折中阐述了如何利用这些赏赐的田地来安置俘虏。

    朱桓始终认为明末的农民起义始终镇压不下去，反而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土地兼并和未解决好俘虏安置问题。

    明朝的土地兼并可以说是历朝以来最严重的，大量的田地被豪强地主及宗室侵占。其实如果光有土地兼并，豪强、宗室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土地兼并不见得有多大的危害，但官僚地主的特权是明朝律法所明文规定的，而且不仅仅如此，地主往往还会利用其强势地位，进行合法和非法的土地兼并，却同时将其应承担的差派徭役转嫁给农民，譬如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农民的土地，却又不向官府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下签订的契约来约定。

    这样，地主获得了土地，朝廷的赋税还是得由农民来承担，当农民无力承担时只好抛荒土地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朝廷为维护安定和秩序的负担，当这一负担超过朝廷的力量所能承受的极限时，改朝换代也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因。

    历朝历代虽然都曾经试图通过改革变法，增加朝廷赋税来巩固统治，但从未真正实现过，从未在“国富”和“民强”上找到真正的平衡，苛捐杂税以及繁重的徭役差派总是如雨后春笋般，不知不觉间就找到了疯狂生长的土壤，直到把一个旧王朝葬送，再催生一个新的王朝，然后再重复前一个王朝的循环。

    历朝历代惊人相似的更替，少则十年二十年，多则二三百年的轮回，士大夫们皆想通过各种改革来改变这一治乱循环模式，最终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士大夫们开始认为这是一种天命，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

    另外，崇祯十四年以前农民军在于官军的作战中很少取胜，每次击败农民军都会俘获大量的俘虏，这些俘虏如何安置朝廷始终没有解决，早在崇祯二年杨鹤主政陕西的时候就提出来由朝廷发给农民银两，就地安置这些俘虏，但是由于土地兼并，没有多余的土地地来安置，导致反贼卷土重来时这些农民重新加入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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