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的方向往西走。比利时有个老头儿，人好极了，是他们的本堂神甫，他会把咱们藏起来的。”

    “怎么能逃走呢？这里有卫兵，周围一片漆黑，围墙比营房还高，别说傻话了。从这儿是逃不脱的。应该想想怎样在这里活下去。”

    “一天到晚嘟嘟哝哝，非憋死不可。”年轻水手说。“只有副教授一个人能在这儿活下去，而别的那些干苦力的人再活上个把月就该进火葬场了。你闻到又甜又腥的味道了吧？这时夜里正在点炉子烧人。可以撑竿越过围墙，一过围墙撒腿就跑。我是白天被押送来的，我把沿路情况都记下来了。”

    副教授的背突然晃动起来，就象在不停地打嗝儿.

    “你怎么啦，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唉，别管我，看在上帝份上！”他哭泣着说。“别管我！”

    “别这样……我们的人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安慰他说。“我在狱中听说希特勒在列宁格勒城下吃了败仗，他们正在拼命地逃跑……”

    “别说了！我讨厌听这类东西。这时谁告诉你的？！”

    “一个难友……”

    “难友，难友！你听着，一切全完了！我们的祖国被蹂躏，家庭被践踏，文化被催残！可我们这里俄国人跟俄国人干架，找不到共同的语言，不能为了我们的生活目标，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唯一祖国而彼此谅解！”

    “我和帕尔·帕雷奇有着不同的祖国。”

    “和哪个帕尔·帕雷奇？”

    “负责审查我的侦查官。”

    “残忍之徒到处都有。”

    “这话对。”

    “唉，斯捷潘，斯捷潘，我多想到家里待上哪怕一分钟，在自己的书房走一圈，摸摸我的书，抚爱一下亲人的面颊……然后再回来，哪怕一直待到死……”

    夜里营房被警报惊醒了，我们连衣服也没穿就被赶到了cāo场。不过弗拉索夫匪徒的院子不叫cāo场，也不象马利亚矿区的大门上挂着“工作使人自由”的牌子。在院子里我们排成四行一队，然后命令我们朝大门跑去。在那里，党卫军分子手提木棍，弗拉索夫匪徒手持皮鞭站成两排。

    “快！快！”卫兵吼叫道。

    走在前面的几排人在弗拉索夫匪徒前突然停了下来──那些匪徒一边狂笑一边挥舞着皮鞭。走在后面的人却往前挤，因为他们也在挨打。结果，我们的队伍就象一个活的机体，自己推着自己向大门移动。

    在大门那里等待我们的是一场“血战”。可以听到沉重的喘息声和几百只脚均匀地踏动声。

    弗拉索夫匪徒驱赶后面几排人群的吼叫声在这气氛紧张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可怖，以致有的囚犯抑制不住，竟然歇斯底理地用同样高的调门尖叫起来。

    “血战”开始了。站在大门两旁的弗拉索夫匪徒朝前面几排人群扑去，逼他们通过自己这道“关口”。大门外是火葬场的狭小地带。党卫军分子和弗拉索夫匪徒组成一条人廊，用铅条、皮鞭，木棍dú打我们。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保护脑袋。人们用手臂挡住脑袋，弗拉索夫匪徒吼叫着，狂笑着，抽打着。

    跑在我面前的而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他那两只尖削的胳臂肘紧贴在肋骨上，脑袋向后仰着，嘴里不停地喊：“先生们，停停，先生们！先生们，停停呀，要分辨清楚呀！”

    探照灯亮了。在惨白的灯光中，我们这些身穿条状号衣、剃了光头、赤脚走在融雪上的囚徒，就象来自被遗忘的童话中那些给人带来灾难的不祥人物，连我们满脸的鲜血也不象是红色的。此时此刻它们是黑色的，如同油漆木板的清漆。

    这天早晨我坐在帕尔·帕雷奇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来。

    现在是瓦西里·伊万维奇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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