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5日上午11时许，北京朝阳区一处窄小的出租民房。

    “我操，大清早起来就他妈闹。”赵臣使出吃奶的力气扒开眼皮抓起枕头边上响个没完的手机。电话接通，对方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还没起床啊？电话响这么半天都不接。”顶在舌头尖上正要喷出来的28个脏字眨眼就自动退回肚里，搞得他好像吃了一大口死苍蝇。

    来电话的是他远在东北的亲娘，虽然赵臣脾气向来不太好，被从熟睡中吵醒时又有十倍以上的起床火，对父母却挺恭顺的，不遇到极端情况断然不会撕破脸皮来发火。

    接下来的20分钟里他基本清醒地听着电话，说老张家的儿子今年刚毕业，在上海找到一份6000块月薪的工作；老李家的儿子上个月跳槽了，现在月入过万；老孙家的闺女没工作，但没工作不代表没出息，人家现在进了某重点大学念硕士，还有个远大志向要念博士。研究生，懂吧？研究生一毕业就是几千上万的工资，单位给分房子分电脑可能还公派出国。

    赵臣想说你别他妈逗了，现在研究生也就是白菜价，站楼顶上撒泡尿淋着10个人里恨不得有5个硕士，毕业以后挤破脑袋跟本科生抢工作。我这样的死本科生就是自己认贱，我就是敢开价说不要工资给你白干，硕士博士们敢吗？他们工作也愁，还分房子？现在除了公务员和少数垄断企业员工谁还能享受到分房？这么一堆话在脑袋里打了个转，又变死苍蝇被吞回去了。不说也罢，说出来免不了再受半小时思想政治教育。

    “我工作的事你就别愁了，我比你上火，现在我一嘴大泡的没处消火去呢。再等等，找到新工作我给你消息行了吧，”这样终于把说教时间（以及他更在意的，手机接听费）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挂了电话，赵臣也彻底清醒了。在北京的第二个礼拜，日子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从大学毕业开始他在工作方面就一直不大顺当。先是如愿以偿当了游戏策划（虽然是不招人待见的手机java游戏），紧接着发现其实中国没有真正的游戏产业，就算有也不是什么好混的圈子。制造垃圾、推广垃圾、销售垃圾、用卖的钱生产更多垃圾然后继续无限循环是适用于绝大多数相关企业（行话所谓sp、cp也）的不变定律：

    “名字完全可以取得再一点，吸引眼球。开发难度不要太高，手机游戏是‘快速消费品’，能让人玩个10分钟就行了，”当初那家公司的老板曾经在会上做过这般教导，这和赵臣几个月后愤然辞职不无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待遇，工资实在太低，且没有上涨的迹象，反而扣钱的规定越加越多。拿着农民工的工资还得掏钱买“合格的”西装作为工作服，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几个月后赵臣赶了一回潮流，心惊胆战地换了一家公司继续做所谓的“策划”。

    起初一切看起来风平浪静，然而到岗一周之后这家新公司莫名其妙地宣布关门，遣散所有人员。几天后听“新前同事”在网上说那帮人卷了钱到上海换了个名字又开了家新公司重操旧业。本土企业就是有本土特色，充分发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传统，管他妈什么企业道德呢，一句“我们小企业也要生存”堂而皇之地就带过去了。

    二十好几岁、失业、背井离乡、单身、穷，以上就是大龄共青团员赵臣同志的现状。家里平均每0.8天就来一次电话亲切关怀该同志就业（或者寻找就业机会）的进度，同时附上若干亲朋好友家后辈的成功学案例，一开始还没觉得怎么烦，越到后来越觉得像卖安利的。

    坐床上郁闷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上午11时50分左右赵臣决定该是有所动作的时候了。下床，开电脑，上各大招聘网站看广告，同时联系朋友看能不能帮忙推荐个工作先凑合着，慢慢再图追赶老家电话中曾经提到的各家的儿子或者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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