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西面诏谕处置大使不过是协调宣抚司与西侍军，六路经制司与陕西六路、川中四路战时的关系，以保证伐夏大军后方的稳定，所以他每日宴请这些地方重臣，相互间jiāo流感情，以便日后能够相处融洽，与王泽在汴梁的手法如出一辙。

    其实，这些久经官场地老滑头们，又岂能不明白唐格的用心，但既然唐格能放下架子，以宰相之尊与他们善处，亦是不能不领受这份心意。何况，伐夏之战几乎是朝廷执政、尚书们一致赞同的国策，如能崭露头角，得到这位前宰相的赏识与执政们的注意，对日后升迁，可是有大大的好处，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如他们这些经略制置使都是直阁、侍制，再回朝廷必然能够主管寺监，甚至能够成为侍郎，当然要卖出十二分地精力。

    但唐格有一个士人都存在的通病，那就是他非常注重文官而轻视武将，这次他刚入陕只是召集陕西宣抚司并各路帅臣与永兴军路四司文官，武将仅仅是曲端，与新任西侍军副都指挥使知杂事解潜二人，便是连已经入川的长从侍卫大军都指挥使韩世忠亦未曾宴请。而且对待曲端、解潜二人不如唐重等文官殷勤，解潜生xìng豁达、倒没有什么表示，曲端却心生芥蒂，偶有不满之语。

    曲端的做为自然没有逃过唐重与一些与他有隙人的眼中，他们自然有意无意地挑动着唐格的神经，而唐格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中对曲端的自负已经颇为不满。当郭琰是有所指地言及曲端平日所为，他意味深长地道：“久闻曲太尉名声，不想今日果真如此！”

    但就在六路帅臣离去之际，唐格才淳淳jiāo代他们此战乃关乎国运之战，切切要拿出十二分的精力，断不可有任何懈怠。

    辛炳做为副使却一反唐格姿态，他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六路，以副使的身份召见各侍卫大军都指挥使与所过州郡的守臣、驻泊禁军军指挥使与各处大姓世家，和这些人详细地讨论边地军务、风俗和目前的形势，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

    曲端做为西侍军副都指挥使，伐夏的最高等级节帅，在临战之时断然要求解潜节制由熙河一线出征的大军，并负责与青唐吐蕃联络。此议一出，引起诏谕司与宣抚司的震动，曲端的理由是正如杀牛，西线是对西李软腹部位的一把尖刀，又需要联系吐蕃军队，必须要有一位德高望重、能力出众的大将来节制，西侍军独独解潜有这个能力，而且以解潜的官职来说也恰如其分。但唐格和唐重却认为曲端是在排斥异己，以求达到独揽西侍军征战大权的yù望，由于侍军司一直是使副护正印，原本三位节制大帅的西侍军仅仅有两位方面大帅，用解潜以方面使副知杂去节制一路兵马，实在是令人不能不怀疑降格任用，或者曲端另有居心。

    更令陕西方面震动的是曲端又和王宣发生了冲突，起因是曲端自负韬略，并不买这些枢密都参军司行军参军们的帐，认为他们远在行在朝廷，对边事并不了解，只会运用沙盘进行推演。而今他们竟然被委任重权，在军中对领兵大将指手画脚，尤其是王宣身在西侍军都指挥司内督战，对他而言这是绝不可容忍的。

    起初王宣并没有意识到曲端不容于他，他出身河朔禁军，对曲端并不了解，在几次碰壁后，才明白原来是西帅与他作对。他也不是善于之辈，并没有息事宁人，反倒是运用手中权力，与曲端正面抗争。尽管他的职事差遣不过是从六品上，相当于军指挥使一级将官，但新军制给予枢密都参军司以很大的权利，这是王泽仿照后世三军联合参谋部建立的一套简易制度。

    枢密都参军司不尽在战时是皇帝与执政大臣们的备问咨询机构，而且是战略制定、甚至是最高的指挥机构，有权对方面都参军司与殿前、侍卫马、步、水都参军司的都参军使直接下达军令，其行军司又是都参军司中最为要害的实权衙门。在建立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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