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编制，就意味着教师资格的丧失。

    没有编制，就意味着权益失去了保障。

    没有编制，就意味着不会有三险一金。

    民办教师们的困境，在付正义记忆里是十多年后才被曝光、才被有限度的得以解决，在曝光之时，有些早就丧失编制却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民办教师直到2013年，都还拿着每个月百十块钱的工资。

    当一斤米三块，一斤猪肉十二块钱的时代到来时，百多块钱的工资能做什么？

    连吃饭，都吃不饱啊！

    可是即便是如此，这些民办教师们依然在授课、在育人，在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而无私的默默奉献着。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谁理解他们？

    谁会为他们争取权益？

    付正义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去做这件事。

    但他知道，自己在有能力的现在，必须去为他们做些事！

    让付正义坐到自己身侧，米希尔教授拿出一本相册翻开给他看里面的照片。“付，这张照片里的民办教师叫王富贵，自小因为小儿麻痹症而残疾，他坚持在山村里为孩子们上课，整个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和大山里的三十一个孩子……”

    “教授，简单的曝光和舆论上的谴责，会导致当地的有关部门为了遮掩而立刻禁止他们授课，这种学校虽然招收到的学生数量不多，但却是附近许多村庄孩子们唯一可以去的学校！只有当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时，曝光和谴责才是有效的……”

    被付正义所说服的米希尔教授，愤怒却无奈。

    她怔怔的瞅着被悬挂在墙上的那两张照片，许久都没有出声。

    注意到办公室里的争吵声，凑到门缝旁偷听的席萌萌，最终还是走了进来，将钱夹里所有的钱都放在了桌上，双眼红红的低声道。“付正义，我、我这里有不到两百……”

    “慈善会的资金在不够的时候会向捐助人求援的，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去统计，去摸清楚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民办教师存在，不能让他们的辛劳付出得不到社会的肯定和认同！”

    对社会并非是什么都不懂，因此席萌萌想了想便问道。“可我们能做些什么？”

    “收集资料，提供帮助，记录民办教师的生存现状，在适合的时候以各种形式报道出来，让民间公益和政府实现良性互动，最终的目标是达到推动国家普惠政策的出台！”

    “什么？推动国家的普惠政策？”

    “对！慈善会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当事件的高度上升到可以被国家所注意和重视的程度，才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让这样的民办教师们可以活得有尊严！”

    “活得有尊严？”低声重复着，席萌萌神情间的困惑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兴奋和激动。

    坐在轮椅上的米希尔教授，听到了二人间的对话，她笑了。“付，那我需要更多的人手，也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

    “教授，这样的事情我相信许多人会愿意参与的，但我觉得必须先定下规矩，否则擅自的曝光和谴责，是会导致严重后果的，所以我觉得除非是能够不计较名利的新闻工作者，才可以允许他们加入这样的计划、参与这样的行动！”

    “付，难道说你是想到那张照片？”

    “1993年，有位南非摄影师去遍地饿殍的苏丹拍摄到一张名为《秃鹫与小孩》的照片，这张照片获得了1994年普利策奖后的两个月，拍摄者自杀了，我记得后来一位道德问题专家说了这样一句话，‘从道义层面而言，如果可能，有义务施救而不是拍照。我认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记者’……”

    “这句话是美国非营利新闻学校波因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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